（作者是北京媒体人）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是中国谚语。中国经济可以有波折，面对竞争可以有进退，但大幅度的调整与转向，在这种竞争环境下，却似乎是不应该亦不可为的。一旦预期转弱，丢失的就是对未来的信心，能带动经济增长的消费、投资，能提升生产力的创新、研发，就有可能因此而削弱。
冷战过后30余年，美国坚信历史的终结，认为民主化、市场化、贸易化、全球化是必然的。全球化供应链与产业链布局，使得美国在制造业上逐渐丧失优势。即使在今日，美国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也不得不面对无法在经济上全面脱钩的现实，甚至在面对高通货膨胀情况下，不得不考虑削减部分对中国商品征收的关税。
拜登和一些美国政要把民主与专制挂在嘴边，但这只是一种掩饰，为了更好地占据道德高地。事实则正如特朗普政府在2017年12月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所揭示的，两国竞争核心是经济竞争，而非意识形态竞争，更非军事能力。所以，时至今日我们不难理解，为何拜登政府一直延续着特朗普时期在贸易、科技、金融等方面的竞争政策。
中国拥有14亿人的大市场，这只有在开放的全球经济下，在与发达经济体之间进行充分贸易关系，才能迸发出更大能量。在此之前几十年的经历，并不遥远。因此，在当前中美之间进行的经济能力比拼之时，选择恰当的路径，确保经济增长的预期与公众、企业的信心，才能更好地保障中美的竞争进行下去。
这一次，美国坚定地将中国视为真正的战略竞争对手。尽管在欧亚大陆的西端正发生俄乌战争，但美国选择相信欧洲盟友，能支撑起乌克兰对俄罗斯的反击。美国总统的目光始终聚焦在欧亚大陆的东边。
中美之间是经济实力的竞争，是经济发展模式与可持续性的竞争，也是这样的经济发展能否为其他国家带来繁荣的一场竞争。对许多国家来说，好消息是这样的竞争是可控的，可避免战争的。对中国而言，不确定性则是面对美国在科技上的精准脱钩，面对潜在的“去全球化”浪潮，中国该如何继续保持经济增长。尤其是在当前的防疫政策下，无论从宏观层面的经济增长，或微观层面的行业前景、企业生存、家庭消费力等情况来看，并不让人乐观。
中美之间的大国竞争，让很多人相信冷战已经回归。但当前国际上真正进行着跟冷战有关的，只有俄乌战争。它是欧洲地区苏联与北约对峙的延续。至于大陆东边，尽管有着冷战阴影，但并非中美之间冷战的代理人。
中美都视对方处于“衰落”或“衰退”中，谁能在未来的竞争中胜利，关键在于谁可以实现经济繁荣与增长，也就是谁的发展模式对其他国家更有吸引力，能给贸易伙伴带来利益。
基于过去40多年的记录，中国在这方面取得令全球刮目相看的成果。现在的问题是这种记录所依赖的环境、路径、模式是否能在未来10年、20年甚至更长时间内保持。这是当前中国内外许多人所疑虑的。在俄乌战争、冠病疫情影响下，中国今年经济环境已大不如前，压力前所未有。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以及预期转弱三重压力。
经济是竞争核心，由此也导致两国不断释放彼此“衰退论”。在北京眼中，美国是衰落的霸权。由于经济实力下降，美国已无力维持全球秩序。即使试图通过诸如《美国竞争法案》让制造业回流，让经济再有竞争力，但短期内恐怕并不现实。在美国眼中，中国尽管拥有庞大市场，在关键核心技术上投入巨大，却无法制造出高端的晶片或其他关键、重要产品。同样，伴随着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下降，环境污染与资源的消耗，官僚主义对营商环境的打击，房地产泡沫等一系列问题，美国相信中国的经济将面临无可避免的衰退，至少是缓慢的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