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笔者前述《中美竞争是零和博弈吗？》（《联合早报》2月13日言论版），美国直到小布什政府以后，才逐渐重回对中国以及中美竞争的初心判断，和“既要又要”的全面竞争心态。2011年，奥巴马总统对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说，美国欢迎中国的和平崛起，因为这有益于世界也有益于美国，但必须要确保国际规范。2023年，拜登总统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说，美国将继续与其世界各地的盟友和伙伴一起努力，为美国的利益与价值观，同中国展开激烈竞争，但同时也要管控得当，该合作的还要合作。

如今的中美竞争领域日益广泛，影响极其深远。美国意在维护所领导的现行世界秩序，即二战后版本的威斯特伐利亚国际关系体系。于私，这属于国际关系中自然常见的大国维持霸主地位，无可厚非；于公，作为世界秩序，这一国际关系体系比起其他选项，如世界帝国和无序丛林来说，应属最不糟糕、比较可取的。

（作者是美国佐治亚理工大学纳恩国际事务学院教授）

中国近30年来，受益于国际关系下的大国竞争，经济崛起。因内部组织结构的独特举国体制，北京能够集中和使用远超比例的庞大资源，在国际舞台上既富且强，寻求更多的话语权和领导权。于私，这也是属于国际关系中自然常见的大国争霸，无可厚非；于公，政治制度和价值理念与美国／西方不同的中国，势将不同地规范和引领各国的行为，必然会对世界秩序产生系统性影响。

如果崛起强大的中国坚持与西方殊异的制度理念、价值取向和世界观，以力依术在国际舞台上不断取胜得势，取代美国的领导地位，消减西方的相对利益与力量，系统性地改变世界秩序，整个美国和西方的生活方式，由此都将面临一个生存与否（existential）的挑战。美国理所当然地要视这样的中美竞争，为一场具有无与伦比大赌注的零和博弈。如不全力以赴、全面竞争，于私于公，华盛顿都是既不负责任，也显然愚蠢的。

这一影响看来有两种可能：新世界领袖中国也许会改变和改善那虽然最不糟糕，却远非尽善尽美的现行国际关系体系，但基本还是维护自己的那套；它也可能会复兴中华世界里千年传承的天下一统之中华秩序，建立一个单一主权政治，从而重组整个世界秩序。

为了对付更主要的敌手苏联，尼克逊成功开启对华的所谓现实主义外交。但他和几位继任者似乎都很快丢掉了他自己1967年号召过的对华“两手”策略，即接触和促变。与中国建交的卡特总统以主张人权外交闻名，但他最终颇招北京反感的促变言论，大多都是在他离开白宫以后。

美国对中国及其崛起的认知和因应，看起来是多元而游移的，颇有许多出于自负和无知的忽略、蔑视以及一厢情愿。其实，美国也还是有一条比较持续的基本判断：中美之间在制度上、价值上、世界观上，是根本性地不匹配。

近10多年来，一是国力大增后觉得毋须再忍辱负重、韬光养晦；二是亟需抵消日增的西化社会政治影响，防止和平演变。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4年所说：“如果我们党弱了、散了、垮了，其他政绩又有什么意义呢”？北京于是全面展开全球性的与美斗争、强化原本的与美国半脱钩、与美国的敌手建立各种朋友圈；尽管中国的收入与技术还是主要来自美国，中国人对外移民的主要去向也还是美国。要在经济科技上学习乃至赶超西方，又要拒绝那些创造和规范着这些“西用”的制度与文化。

美国对中国及其崛起的认知和因应，看起来是多元而游移的，颇有许多出于自负和无知的忽略、蔑视以及一厢情愿。其实，美国也还是有一条比较持续的基本判断：中美之间在制度上、价值上、世界观上，是根本性的不匹配。

谁来定义国家利益

由此，中美双方对中美竞争的认知渐趋一致：既有零和博弈的基本属性，也有非零和的诸多“又要”，且还有转型为基本正和博弈的潜力。

自1949年以来，北京一贯而明确地视中美关系事关“亡我”，是对外关系的重中之重，属于一场零和或接近零和的大博弈。这里的“我”应是中国独特的政治制度与价值规范，而不是中国，因为从来没有几个美国人要去灭亡中国，更不用说屠戮华人。与西方的友善和交流，对中国的安全、发展和富足从来都是至关重要，绝非零和；随之而来的在价值理念和世界观上与西方的靠拢合群，即所谓西化，也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现实。但是，中国70多年来对美外交的主线，一直都是在政治利益的主导下，防范、对抗和取代美国。具体做法和力度，则视其对国际，尤其是中美力量平衡的算计而定。

两种可能，孰去孰从，对美国、西方、全世界包括中国人民，皆意义莫大焉。如果中国是一个价值规范与世界（主要是西方）基本合群的崛起大国，有更新更佳的能力，要取代美国去引领和改善世界，有何不可？这样的中美竞争基本属非零和，还完全可以是正和，可谓多多益善，惟优者胜。许多美国学生就很痛快地对笔者说过，如果中国不仅类似美国，还做得更好，“也可以领导世界啊，不行我们就移民过去呗，讲汉语、用筷子，没问题。”的确，美国人本来就是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

苏联崩解后，对华投资贸易的巨大实利，加上认为通过各种交往，就会自动促成和平演变的所谓“中国幻想”（China fantasy），主导了美国的对华政策，给了努力“闷声发大财”的中国一段天赐良机。克林顿总统虽然宣称北京站在“历史的错误一方”，但还是促成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带来中国经济尤其是外贸的飞跃成长。

一国外交政策通常由所谓国家利益所定义和驱动。国家利益有许多组成部分，从独立主权、国土与生命安全、民众民族的各种利益和需求，到执政者的党派与个人政治利益等等。它们时常重合一致，但也时常会分离乃至对立。在外交政策里，于是经常见到这些不同的利益得到不同的加权侧重、区别对待、兼顾或取舍。一般说来，国家与民族利益应该高于执政者的政治利益；但是在实际外交中，为了执政者一时一人一党的政治利益，而忽略乃至牺牲国族与民众利益，古今中外均不罕见。

1940年代末，还是国会议员的前总统肯尼迪，与尚未“隐去”的麦克阿瑟将军就都认为：中国从盟友变成了一个持久的“祸患”和挑战。随后的朝鲜战争，更是令美国开始了20多年的对华围堵与和平演变。以“遏制战略”闻名的凯南（George Kennan）一直建议要关注但孤立北京，反对尼克逊总统访华以及其后的接触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