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历史而言，瘟疫对人类威胁的程度也在逐步降低。于教授分析了上世纪威胁中国人的主要因素，发现其中传染病的杀伤力在大幅减小。全球情况更是如此，过去曾经是不治之症的天花、结核病、疟疾、伤寒、霍乱、鼠疫等，虽然有些仍在某些区域局部流行，但都在医疗与公共卫生的进步中，逐渐退出了人类疾病舞台的中央位置。

过去一旦某地人口在短期内暴增，出现了人口与资源的矛盾时，解决矛盾之道只有战争与瘟疫二途，两者都会以可怕的方式，来使这种不平衡获得消极的解决。二战后全球难得的数十年和平，再加上医疗技术与公共卫生事业的突飞猛进，带来了全球人口的暴增。

（作者是本地文史爱好者）

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极其幸运的和平时代，并且走在推进全球化的正确道路上。对于新加坡而言，这次疫情从宏观上更加彰显了各国在国家治理能力、基础建设与人才及知识储备上韧性的重要性；同时也提醒了我国，应该对于容易受到疫情冲击的交通运输、旅游、餐饮等重要行业的未来，作有前瞻性的战略规划。

过去一场横跨数国的瘟疫，就会让一个大洲的文明倒退数百年，而现代科技的进步与人类理性的改善，已然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我们不必对这场以及今后注定还要出现的其他疫情过于担心。

在疫情期间，各国疫情的防控实时信息、病毒数据的快速分享、国际公共医学卫生界的分工合作、全球疫苗分享机制等，都是全球化高水平发展后方才有可能实现。也正是因为这种国际的快速信息与人员传递，使得这场本来会造成更大惨烈人员伤亡的疫情，得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得到某种程度的控制。

直到19世纪初，人类人口方才有10亿，到1920年代达到20亿，今天已经激增至77亿。这其中既因公共医疗、卫生条件、营养水平的改善，使得全球人口预期寿命大幅延长，还包括持久的和平环境与对瘟疫的防控。但无可避免，在跨境交流日益活跃的情况下，瘟疫的流行也变得更加便捷。

通过于教授的历史脉络梳理可以发现，与我们的日常认知不同，瘟疫并非是落后社会的产物，而是文明进步的结果，是在人口达到一定密度与交通体系完善之后的产物。随着定居后人口极速扩张，导致人蓄共生的疾病可以在密集社群中孳生传染，再通过跨境贸易、旅行，将之传播到境外。

即使是此次持续两的全球疫情，对全球所造成的冲击，在很大的层面之上是被现代通讯与网络技术放大了。在历史上人类所经历的瘟疫，要远比目前的更为剧烈且频繁。根据上海师范大学张剑光教授的研究，瘟疫流行在中国史中是常态，它尤其与战乱如影随形。

最近偷闲翻了他的两本医疗史专著，发现确实足以对我们认识这场疫情，提供更为全面的历史参考。

汉末桓、灵、献三帝70年间共有大疫16次，其中包括多次全国性大疫。尤其是建安22年的那次，据曹植所言“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三国两晋期间约200年间共有35次大疫，平均五至八年一次。

疫情转眼已拖了两年，世界各国民众都已感到疲惫不堪。因此不少人都有这样的疑惑，为什么在医疗科技昌明的今天，仍有如此严重的疫情久拖不决？为什么本来很简单的医学问题，在各国的解决方案中却出现了如此多的变数？这场部分应归因于全球化的严重疫情如果能够结束，世界是否会因此走上逆全球化之路？

加速此次冠病流行的全球化，是否应该或者将会在疫后被人类抛弃呢？我们只看到了全球化加速了这一疫情的传播，因此各国的疫情防控也重创了全球供应链与产业链，却忽视了全球化也同时加速了疫情的控制。

半月前与中国著名医疗社会史学家——陕西师范大学于赓哲教授聊天，他有句话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即历史上任何一场疫情，从来都不只是医疗专家的问题，更是医学、社会学与政治学的多重综合体。对这些问题整体给予关注，才是他从事医疗社会史研究的意义所在。

清初天花流行的惨状绝非现代人所能想象，以自己就因天花而死的顺治帝为例，14名子女中有九人就因天花而在八岁前夭折。在当时享受最好的生活与医疗条件的皇室尚且如此，平民受灾遭罪的情况就可以想象了。

此后历代不绝，到了明清由于人口繁衍，疫病更加肆虐。明朝平均每年会发生1.54次大疫，其中甚至在和平年代——万历年间，北方一次地方性的鼠疫，就造成了不下500万人的死亡。清代200余年中，史书出现疫病的年份有134年，很多都是“疫死者几半”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