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后半叶，日本和德国这两个经济发展快速的国家，先后遭遇美国的压制。其他国家的经济快速崛起，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同样，中国在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后，也迎来了与美国的贸易战。
特朗普向全球其他国家发起的贸易战，成功地肢解了美国过去主导的全球化浪潮。现在，为了保持在经济上的独立性，各国都不得不谨慎考虑在经贸上对其他国家的依赖。
在另一层面上，马歇尔计划的成功，恐怕也与美国和欧洲在文化上同根同源有关。美国对其他地区的文明、文化鲜少有真正深入了解，或者说，即使了解，基于美国的利益也很难真正尊重这些地区的发展需求。
显然，美国试图在该地区已经存在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和《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展协定》（CPTPP）经济框架之外，重新构建一个美国主导的经济框架。这一框架很可能会排除中国，并且将成为其施压中国的新工具。
文化与文明的复杂性，使得美国往往难以真正了解这些区域国家。正如小布什时期的国务卿赖斯感叹过的一样：亚洲为什么不能同欧洲一样。这或许正是美国在其他地区的政策往往并不成功的原因。
换句话说，美国会参与的区域经济发展，首先要不能挑战其经济地位，其次必须符合其国家利益。放眼二战以来，美国在全球各区域成功参与经济建设的，屈指可数。较为成功的案例，恐怕是战后在欧洲实施的马歇尔计划。但同样，马歇尔计划从根本上说是为政治服务的，是为了对抗苏联在欧洲势力的扩张。
那么，现在为了遏制中国，削弱其经济影响力，拜登的印太经济框架能否复制类似马歇尔计划的成就吗？
从这一角度上，拜登的印太经济框架，也就有其成功的可能性。
事实上，美国在全球经济中扮演的角色，从来就不是扶持其他地方的经济发展，或是加强与区域经济的联系，尽管全球的主要经济制度是美国在二战后建立。美国必须确保其经济位于全球经济的金字塔的顶端。
然而，尽管从奥巴马时期起便信誓旦旦地宣布重返亚洲，但在外界看来，美国的战略转向远远没有跟上亚洲格局的变化。上述这些战略都还是着眼于军事安全领域。军事安全尚且如此，就更不用说经济参与了。奥巴马好不容易提出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经济框架，却在特朗普上任的第一时间便被撤销掉。美国无论是在亚洲、亚太或是印太，其经济角色基本上不存在，经济战略也约等于没有。
问题首先取决于经济问题在美国政治中的地位如何。显然，它并非首位。自拜登上任以来，美国在印太地区已经继续推进“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并建立起AUKUS（美英澳安全伙伴关系）。这些机制都是基于军事安全。这符合美国在亚洲存在的一贯逻辑，即美国更多是从军事安全角度介入亚洲，而非经济层面。
回到马歇尔计划，其之所以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治需要。并且，当时的欧洲格局泾渭分明，很多国家害怕苏联的渗透与影响。反观今日，中国与亚洲其他国家的经贸关系，盘根错节。美国如何构建起一个既能围堵中国，又不损害其他国家经济利益的经济框架，这显然比单纯的安全军事框架更难。如果损害到其他国家的经济利益，这些国家何来的动力支持美国的新经济框架。
作者是浙江外国语学院美国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检视美国这些年来不断推出的亚洲政策，大抵上就可以知道结果如何。
当然，此时拜登提出新的经济框架，也并非完全没有机会。毕竟，新冠疫情暴发以来，“逆全球化”的浪潮已经成功地扩散到各国。重新构建核心产业链成为许多国家的关注重点。尤其是半导体供应链，欧洲也好，美国也好，中国也好，都在积极构建起免受其他国家影响的供应链体系。
比如2011年，奥巴马在夏威夷提出“重返亚洲”，并且在此后两年继续阐述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内容。在特朗普出任总统时期，美国罕见地对亚太战略进行大调整，提出全新的“印太”概念，并且将其“太平洋司令部”更名为“印太司令部”，范围涵盖整个印度洋、西太平洋及其周边国家在内的广阔的地缘政治区域。这些举动不可谓不大，亦不可谓不高调。
美国总统拜登10月底在亚太领导人举行视频峰会时宣布，美国将与合作伙伴探讨打造一个印太经济框架。11月17日，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在新加坡举行的彭博创新经济论坛上表示，这一经济框架可能在明年初启动。她此次亚洲之行将为潜在的伙伴关系奠定基础。
拜登的这一新经济框架可行性如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