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而言之，中国“私企”并无真正的“私”可言——私营企业仍旧要服从中共的绝对领导。政府将毫不犹豫打击垄断行为，防止资本主义无序扩张，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共同富裕”；政府也将更积极地保护数据隐私，将国家安全放在首位。

首先，由于中国最近几年才开始开放资本市场，其决策者仍在学习和摸索应对国际金融资本运作的方法，如外国资本跨境流动的管理。在需要抑制市场过度或非理性繁荣时，如何尽力按照市场规则行事，而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诉诸行政指令，在这些方面，政府还需要时间来积累更多相关管理经验。

因此，外国投资者在中国开展业务或投资时，必须谨记，评估和管理“政策与法规风险”在商业尽责调查时，应该占据重要部分。如果你在中国的省市做生意，虽然搞好地方关系至关重要，但明白中共的经济政治优先发展事项，才是头等大事。

原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学院院长

1992年春，在著名的九二南巡之后，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因为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因为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经济的‘手段’。”

“……进一步增强党对民营经济人士的领导力和凝聚力；优化营商环境，促进形成良好政治生态，不断增进民营经济人士在党的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共识……”

但毫无疑问的是，中国将继续发展资本市场，促进创新创业，并向外资更广泛地开放国内市场。这些作为长期战略的重要组成，明确地写进了中国政府今年早些时候宣布的第十四个五年规划（2021年－2025年）里。

虽然政府承诺要给民营经济更多支持和机会，但据《人民日报》2020年9月16日报道，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的《关于加强新时代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的意见》中，习近平指出要加强党对民营企业的影响。《意见》中的一些关键信息摘录如下：

外国投资者须要区分行为上的纠改和政策上的转弯。中国不是反对资本主义，且对私营企业的支持也一如既往。但是，中国不允许资本主义的无序扩张，这将破坏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因此，在实施对民众有利措施的道路上，中国绝不允许民营资本家作怪挡路。

近几个月来，针对不同的私营行业，中国当局突然发难，采取了一系列看似严厉的打击措施：如今年4月份对马云的蚂蚁金融集团、7月份对滴滴出行，以及8月份对课后辅导（AST）行业。如果近期的发展让你感到惊讶，或许简短地回顾一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历史，可以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最近的“严打”。

中共领导人对待民营资本家的方式也经历了数代迭变。毛泽东誓要消灭中国的资本家；邓小平则表示可以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帮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如今习近平则对民营资本家做出指示：“我们要为民企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但民企也应听党的话、跟着党走”。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客座教授、李白金融学院院长

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三大显著特征，使其区别于他国的市场经济：通过国有企业使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占主体地位；

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政治基础，以保障社会经济稳定公平、安全有序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以维护人民团结与社会和谐。

其次，中国的金融监管有待加强与完善，以避免滞后于市场发展。监管机构面对金融监管和金融发展之间要取得良好平衡的巨大挑战。如果金融市场没有被严密监视、及时监管，开始出现问题时没有觉察掌握好，并对症下药，采取渐进式、微调式的监管修正措施，一旦问题严重化，实施突然且严厉的行政干预的可能性就更大。

“……坚持党管人才原则，统战工作要面向所有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人士，培养壮大坚定不移跟党走、一心一意谋发展的民营经济人士队伍，要充分发挥党委统战部门在民营经济统战工作中的牵头协调作用，准备好支持政府的经济政治优先发展事项……”

之前，中国已经通过看似突然且严厉的行政手段，证明它对市场力量的控制能力，例如2015年的股市动荡、2015年的人民币汇率改革（“811汇改”），以及现在对蚂蚁金融、滴滴出行和课辅教育行业的不良市场行为的整改。导致如此突然且严厉干预市场的行政手段的原因众多，其中几点如下：

1992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扮演一个基本角色。简而言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政府治理和经济管理体制，试图在纯粹的资本主义和社会目标之间取得平衡。

值得注意的是，“社会主义”这个词被摆在了“市场经济”之前。“市场经济”仅仅是工具或手段，“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才是指导发展原则性的、不变的基石；而中共的领导这个“中国特色”是至关重要的。

本文英文版已于8月13日的《商业时报》刊登

同样地，最近的“严打”不得不说是为了更广大的社会福祉，也是为了服务于民众的利益，其中包括了防止数据资源的不公平竞争优势，确保健康的市场竞争，消除掠夺性贷款和有害的个人消费习惯，减轻低收入家庭教育的经济负担，以及保护数据隐私等等。

民营资本家必须认识到其在中国体制中的从属地位，否则将为自己的错误认知承担后果。他们应当清醒地意识到，虽然建立了强大无比的商业帝国，并不意味着他们有权放肆以至于挑战政治和监管底线。无数例子表明，中国政府在打击并消灭违规违法或有不良行为的大型私企集团，绝不手软；需要的话，可将它们交给国家资本进行重组改造。

第三，威权主义的中央政府有能力迅速发布行政指令与监管措施，而不受太多法治的限制。行政指令与监管措施的颁发速度、较低的实施难度，以及随之而来的既得利益的诱惑，使其成为政府官员处理它视为不良市场行为的方便之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