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邓小平又明确指出，“傻子瓜子”的发展伤不了社会主义。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再次提到“傻子瓜子”。他说：“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像这一类的问题还有不少，如果处理不当，就很容易动摇我们的方针，影响改革全局。”邓小平这番话又一次救了年广九，也为私营经济开了绿灯。
1977年的胡福明是南京大学哲学系一名普通教师，他敏锐地注意到当时的中国尽管已经打倒四人帮，但思想界仍笼罩在“左”的气氛之中，“两个凡是”依然束缚着人们的思想。这让作为知识分子的他在思想上感到压抑，不吐不快，犹豫了一个多月，在陪妻子住院期间，写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投给《光明日报》。
（作者是中国宁波大学教师）
元月份中国有不少高龄精英人物去世，其中有两位引起广泛关注。一位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主要作者胡福明；另一位是中国最早、最有影响的“个体户”之一年广九。两人分别作为中国思想解放和经济改革开放的标志性人物而载入史册。他们的离世并不意味着中国思想解放和经济改革开放使命的完成；恰恰相反，在当下中国可能更迫切须要弘扬他们的开拓、创新精神。
这次大讨论之所以重要，用邓小平的话说，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基本建设，不解放思想，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
年广九是一个传奇式人物，他一生三次入狱，至少三次被邓小平提及。他被称为“中国第一商贩”，是1980年代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晴雨表，如何对待他，居然成了一个“影响改革的全局”问题。
一是先要有思想解放，才会有真正的市场开放。没有真正的思想解放，市场开放是不稳定的，市场主体的信心也是不足的。
通过盖棺论定、烛照后人，破迷惘、开新局，选择较有力度的形式回应争议，以坚定知识阶层、民营企业家乃至国际方面对中国改革开放前景的信心。这也许是对两位先驱最好的怀念方式。
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12月）之后，中国经济依然是计划经济的天下。胆大敢为的安徽小贩年广九却看到了机会。他在芜湖街头摆起卖瓜子的摊位，生意非常火爆。他注册了“傻子瓜子”的商标并开始雇工炒制瓜子。随着雇工的增多，年广九遇到了大麻烦，这种麻烦涉及意识形态。按照《资本论》的论述，雇工八人以上是剥削行为，他又一次面临牢狱之灾。
当下，中国无论是思想方面还是市场方面都面临许多现实问题。社会思潮“左”“右”之争，民营经济的“进”“退”之争，都有愈演愈烈之势。我们注意到有高层领导人的表态和回应，但回应的层级和力度仍不足以廓清迷雾，一些人认为这些回应只是“权宜之计”，相关方面的不确定感依然存在。或许当今局面的形成与这几年疫情封控的特定情势有关，好在中国疫情的应对基本闯关成功，待尘埃落定，也许可以借悼念罹难者之机，深刻怀念这两位先驱者。
这篇文章潜在的意义引起高层有关领导人的重视，经过集体反复修改，定稿后于1978年5月10日先发表在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文章在头版发表，新华社当日转发全文；《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也于12日全文转发。文章引发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为破除“两个凡是”思想的束缚提供了理论武器，也为同年12月举行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创造了舆论条件。
三是底层的参与与高层的回应是一种互构关系，两者都不可或缺。如果底层缺乏创造精神，不敢说不敢动，畏葸不前，或者高层保守、固执甚至一味压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思想解放和市场开放。相反，底层勇于表达、敢于创造，而高层勇于包容、乐于接纳，则良性互构可成。
二是无论思想的解放还是市场开放，都离不开中央高层的积极推动与回应。没有高层的积极认同和推动，必然踯躅不前。
幸运的是，他得到邓小平的有力支持。邓小平明确对个体经济给予肯定，要求对“傻子瓜子”涉及问题要“放一放”“看一看”。邓小平这番话救了年广九，也为私营经济开了绿灯。
四是底层与高层的互动之后，一般会伴随重大决策出台，进而出现法律法规的配套。但令人疑虑的是，后续人治措施往往会干扰法律的严肃性，进而造成新的不确定性，致使反复现象时有发生。
胡福明与年广九虽然在不同领域奋斗，但两人的成就与命运，都与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紧密相连。改革开放影响了他们，他们也参与塑造了改革开放的进程。从他们两人的事迹中，我们可以得到几点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