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2日晚，加拿大华人国会议员董晗鹏（Han Dong）宣布退出自由党议会党团，并将作为独立议员出席国会会议。加拿大《环球新闻》（Global News）在2月25日刊登文章，不但揭露董晗鹏是北京方面支持且与中国使领馆交往密切的国会议员，而且批评他在2019年自由党初选过程中，存在“不合规行为”。在投票时，不少来自中国的留学生（能出示在选区内的“假地址”）被用大巴车载到投票场所集中投票。
当前中国的主要矛盾，并非中共官方所说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是既得利益者与非既得利益者之间的矛盾（涉及政界、学界、商界、军界等），在相当程度上也是腐败者与不腐败者之间的矛盾。
（作者是旅加时评人、当代中国对外关系研究者）
既得利益者移民海外，多与中国使领馆、国内官方机构保持较密切关系，并会参加使领馆的一些活动。至于非既得利益者情况较为复杂，有些唯利是图者企图从与中国使领馆、中国官方机构的交往中获得好处（移民海外增加了他们的“统战价值”），但也有不少移民避免与使领馆有来往。
谭耕是第一代华人移民，在多伦多大学留学时，曾担任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主席。联谊会官网上写着“创办于1982年，是由中国大使馆牵头，于多伦多大学创建的历史最悠久的华人学生社团”。谭耕还曾任加拿大湖南同乡会会长，这种同乡会组织，多与中国使领馆或国内官方机构有特定联系。
在海外中国移民中，既得利益者与非既得利益者都有，两者移民海外目的有重要差别。既得利益者在国内已攫取诸多好处，但他们还想在海外获得其他好处。通过将部分黑色或灰色财产转移到海外，他们能分散大量持有此类财产的风险。
中国既得利益者的特点在于：言行不一、道貌岸然、不讲诚信、为达目的不惜弄虚作假等等。不过他们有特权，有硬关系，弄虚作假很难被发现。个别非既得利益者申请出国留学、移民时，若通过刻假公章等手段伪造文件，外国驻华使领馆认真查证，一般能发现问题。然而，既得利益者可以通过公安部门搞定使用假名（或其他虚假信息）的真护照（及其他证件），也能在公证部门进行公证。即便外国驻华使领馆向公安部门查证，对方不会告知证件存在问题。至于非既得利益者，缺乏特权和硬关系，难以得到体制内官吏协助造假。且能移民海外者，平均素质比留在国内的（非既得利益者）高些，造假现象更会少些，但不排除少数人不讲诚信。
董晗鹏算是来自上海的移民二代，曾任加拿大上海商会理事（宗旨为发展加拿大同中国尤其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经贸合作”）。在加拿大的这类商会，多与中国官方联系密切。在中国留学生里，也有部分与当地使领馆保持较为密切关系——为董晗鹏投票的留学生或包括其中。依据加拿大报纸报道，他们参与投票，是受到领馆“威胁”，但这种说法存疑。不能完全排除这些留学生的动机是贪图“小利”（以及不愿让领馆“不满意”）。
引发争议的加拿大华人国会议员
值得提及的是，董晗鹏的前任谭耕（Geng Tan）在自由党初选过程中的“手段”，也曾遭对手批评。依据2014年8月The Huffington Post的一篇报道，谭耕尽管在初选中获胜，但竞争对手阵营指责，部分投票支持他的人未缴交党费。谭耕也在投票日用大巴车载来数以百计支持者——他们通过特定方式被组织起来。
董晗鹏与谭耕的胜选，都与自由党初选制度中的“可议之处”有关。非加拿大公民如果注册成为自由党党员，也能在党内初选中投票。某些中国留学生、华人老者，可能受到外来影响支持特定候选人，他们在加入自由党后被组织起来，乘大巴车去投票。可与之进行比较的是，中国国民党的立委候选人初选公约中，包括绝不以游览车等载送党员参加初选投票；但加拿大自由党没有这样的规定。
至于非既得利益者，他们在国内的上升通道被既得利益者挤占，其中部分人甚至成为既得利益者攫取利益过程中的牺牲者——正当权益受到“合法侵害”而救济无门。真正的美好生活，对他们可望不可即，尽管也可过上（或勉强过上）平淡日子。移民到海外，或会使他们获得过美好生活的新机会。不过，来到陌生的异国他乡，对多数人而言，奋斗是艰难的，至少早期如此。
对于讲诚信的中国移民而言，即便参加特定政党党内初选，也不会企图采取各种不诚信手段。董晗鹏、谭耕可以自问，他们是否属于讲诚信的中国移民，是否适于代表所在当河谷北（Don Valley North）选区讲诚信的中国移民。但愿海外华人政治参与中，不会出现“逆淘汰”现象——诚信者被诚信方面可疑者淘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