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述“亚洲价值观”辩论，仅为了突出教育体制改变后，思想观念必然随之改变，并没有简单等同华校生是“抵抗西方歪风”的同路人。至于长辈因港台流行文化，加上社会主流观念的改变而弃守固有的价值观，是我对所处环境的观察，是否想当然尔，只能让读者判断了。
我同意王教授所说，强调个人责任和挑战权威，为弱势发声，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王教授从拙文得出这个印象，只能怪我自己文字功力不够，今后尚须努力。谨此再对王教授撰文指正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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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王昌伟教授的指教，抛砖而能引玉，既欣慰也惶恐。在此就王教授的批评做几点回应。
王教授关于“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解释，我虚心受教。引述孟子所要表达的意思，同样是突出责任意识的重要性。孔孟之学博大精深，其中关于个人的道德修养，相信同样离不开责任意识。我自己粗浅的理解，儒家的处世教诲，主要是严己宽人。套用自由主义的观念，严以待己，立足的是个人的责任；宽以待人，依据的是尊重对方的权利。
讨论种族课题确实容易情绪化，自己概莫能外。源自美国的这波强调批判种族歧视的社会正义运动，已经伴随美国软实力波及全球。我自己的观察，在美国的这股运动，对于权利的强力主张，恐怕已经失衡了。这种异化了的社会正义运动若在本地复制，尤其是过分突出权利而导致社会对立加剧，非国家之福。
作者是本报言论组主任
当年的华校教育过度强调责任意识，导致长辈有“做人难”之叹，并非就等于暗示他们是息事宁人的一辈。诚如王教授所言，华校生在反殖民斗争中的奉献历史班班可考，这或许也是他们责任感教养的结果，亦是孟子“虽千万人吾往矣”精神的体现。
个人的教育经历让我也接受西方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因此才会对达勒姆普尔医生的论断心有戚戚焉。自由不只是权利的伸张，更是责任的承担，没有后者作为基础，前者就容易异化。这也是达勒姆普尔作为一个传统自由主义者的反省，同样是拙文题目的用意。
拙文所要表达的主要观点，是当下权利意识高度膨胀，但却失去了应有的责任意识来平衡。理想的状态，应当是两者的阴阳协调——过度的权利意识固然不好，过度的责任意识恐怕也是不健康的。这也是我回忆受教育过程的原因，当时接触到“权利”观念的如释重负感，仍然记忆犹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