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自1965年独立后，仅仅用了10多年时间，就实现了经济的迅速腾飞。与此同时，伴随着西方文化的大量涌入，传统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开始受到影响，继而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尤其在青少年群体中显得尤为突出，引起了政府的高度关注。
比起法律约束，这种道德义务的遵守维护更加需要社会个体的自我修养、自我完善，如果每个公民首先用道德准则要求自己，通过不断自我完善，使人人成为具有君子人格的个体，那么，不仅善良的人性会蔚然成风，整个社会也必然更加和谐安定，进而言之，人类距离最终战胜冠状病毒，无疑又前进了一大步。
当前，冠状病毒疫情形势依然严峻，每个人都必须负起个人责任，做好自己的分内之事，包括戴好口罩、勤洗手、不群聚等。这些生活细节看似是个人如何对待自身健康的小问题，实际是事关社会责任、公共安全的大问题。从某种程度来说，它不仅是法定义务，更是道德义务。
因此，君子人格不是“小我”，而是“大我”，这种“大度”的胸襟和境界即把自我与自然、他人、社会、国家乃至于世界紧密地联系起来，人人都能修身，都有高尚的品德，那么，家庭就能和谐，社会就能安宁，国家就会发展，世界就会和平了，这就实现了个体人格的完满圆融和社会发展的统一和谐，就今天来看，其折射出的思想精髓仍然具有超越时空的生命力和魅力。
作者是新加坡南洋孔教会会员、南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
《儒家伦理》教科书中，将君子的特点总结为两方面，一是重视内心的修养，君子要培养求知的兴趣、自省的能力、坚强的毅力和坦诚的胸怀；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做个感情和理智并重的人；二是注意行为的表现，君子要有良好的生活习惯，对人生抱着正确的态度，对社会和国家有责任感，而且能够言行一致，重视实践。
1982年1月，教育部宣布在中学三、四年级开设包括圣经、佛学、兴都教、回教以及世界宗教研究等在内的宗教知识科目，旨在通过宗教知识教育使年轻一代成为具有高尚品格的良好公民。
正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回顾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应对当下乃至于未来可能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因而有必要重新梳理一下近40年前在新加坡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的“儒家伦理”课程教育。
由此来看，君子人格既不像圣贤那样遥不可及，又不像小人那样碌碌而为，只要努力，人人都可以成为一个受人敬仰的“君子”。君子人格的养成既需要内在的自我道德修养，同时也离不开外在的道德教育，二者共同作用，促使个人从自我开始，慢慢扩展到家庭、邻里、社区、国家以及世界。
正因为此，上世纪80年代，李光耀政府在倡导、推行儒家思想时，亦将君子人格理想引入中学教科书，鼓励学生积极修养品德，争做君子。在后李光耀时代的现代社会，我们是否还需要倡导君子人格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
纵观“儒家伦理”课程教育的内容，主要围绕三个方面展开，即“儒家伦理”课程所要传授的具体内容是什么、现代社会为什么还要学习儒家伦理以及个人如何修养品德。简单来说，就是“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在这个探究公民应当如何立身处世的过程中，起点是教育学生要自我修身，落脚点则是鼓励学生立志于做现代君子。
《儒家伦理》教科书的推出，不仅开启了儒家伦理教材编写的先例，就教科书的内容来看，其本身也颇具新加坡特色和创新精神。
时至今日，翻开已经绝版的《儒家伦理》教科书，遥想“儒家伦理”课程教育的盛况，令人不禁唏嘘感慨“此情可待成追忆”。传统社会讲君子，现代社会提公民。君子以“德”为内涵，主要以履行道德义务为内在特点，而公民不仅要履行相关的义务，更加侧重于对权利的关切。相比之下，君子具有强烈的使命担当和责任品格的内在特性，使得现代社会仍然有必要倡导君子人格。
自1978年开始，政府先后组织了“吴庆瑞教育调查”“王鼎昌道德教育调查”以及“巴赫哲道德教育调查”，并以这三次调查结果的意见为指导，于1981年开始在中小学校实施道德教育改革。
“君子”是传统社会所倡导的一种理想人格，朱熹将君子解释为才德兼备的卓越人才，正所谓“君子，才德出众之名”。在儒家学说中，无论是仁、义、礼、智、信，还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为人处世的伦理和规范，最终都会汇集、沉淀、融入到一个理想人格，也就是“君子”身上。它既重视人格的完整性，又强调道德对人格的基础性作用，反映了世人对道德价值追求的共同愿望。
时隔不久，在时任总理李光耀的亲自建议下，又在宗教知识课程中增加了“儒家伦理”科目供学生选择。儒学虽然并非宗教，但是其中不仅蕴含有为人处世的道理，也教导个人对家庭、社会以及国家的责任，这些都属于道德教育方面的内容，对于新加坡的华人家庭而言，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面对一群年龄居于十四五岁之间的中学生来说，如何将这套重要的人生哲学以通俗易懂的方式传递给他们成为一个难题。在李光耀、副总理吴庆瑞的大力支持下，由新加坡本地学者和海外学者共同努力，编写完成了世界上第一套现代儒家思想教材——《儒家伦理》教科书于1984年问世，其后不久又推出了英文版教科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