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32年中有24年掌握着总统权力的伊朗温和派人士，即将在选举后交权，而绝大部分责任应由一个人承担：美国前总统特朗普。

版权所有：Project Syndicate，2021

作者Djavad Salehi-Isfahani是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布鲁金斯学会全球经济与发展非常驻高级研究员，开罗经济研究论坛研究员。

伊朗的公众舆论也跟风转向。2015年，当核协议最初签署时，有四分之三的伊朗人对该协议持赞成态度。今天，上述比率已骤降至51%。

可以肯定的是，鲁哈尼无疑要为自己的人气下降承担一定责任。制裁取消后所获得的经济好处，不成比例地流向最富有的人。伊朗核协议的最初成果，包括为改善1%伊朗人出国旅行体验而采购的200架新客机。我和一位朋友打赌赢了100美元，他预期在2015年底之前会出现伊朗直飞纽约的班机。

至于总统大选，曾于2017年落败的保守派人士阿亚图拉易卜拉欣·莱希（Ayatollah Ebrahim Raisi），得到了四分之三伊朗民众的看好，而鲁哈尼的看好度则为三分之一。民调并未包括同样加入总统选战的革命卫队指挥官侯赛因·德汉（Hossein Dehghan）。

特朗普的确成功地推动了伊朗的政治转变，但不是朝他所预期的方向。反西方强硬派人士席卷了去年的议会选举，大败温和派和改革派对手。现在，6月的总统大选战鼓频催，曾主导伊朗核协议的现任总统鲁哈尼和与之结盟的温和派政客几乎肯定会败选。

鲁哈尼在2013年的崛起，基本上代表中产阶层对艾哈迈迪内贾德及其所带来的经济破坏的反抗。他在2015年签订核协议后，形势开始向好。由于制裁措施放松，伊朗经济在2016年大幅增长13%，而2017年又增长了7%。

在这一进展的助力下，鲁哈尼以57%的更大优势赢得2017年选举，计票结果显示，他在更富裕的地区和更大的城市大有斩获。这还不包括逊尼派、库尔德人或阿拉伯人等少数民族占多数的地区，这部分人经常把票投给与什叶派神职人员或革命卫队无关的候选人。在该国最富裕的地区，德黑兰北部的谢米拉纳特县，鲁哈尼的得票率从49%飙升到79%。

贾瓦德·萨利希—伊斯法哈尼

美国的伊朗鹰派人士表示，特朗普的制裁赋予其继任者拜登谈判筹码，让他在正在维也纳举行的重启伊朗核协议的谈判中运用。这种说法忽略了伊朗国内的政治动态。强硬派人士控制着该国的立法、军队、司法和国家媒体。一旦他们在6月接管行政权，恢复核协议及修复伊朗与西方关系的机会将会变得微乎其微。

鲁哈尼为伊朗核协议押上了自己的信誉。他在2013年赢得总统选举前承诺，通过与西方达成核协议，他将最终协助伊朗摆脱伤筋动骨，给该国造成难以言喻痛苦的经济制裁。这一承诺对渴望变革的伊朗中产阶层而言，尤其有吸引力。

鲁哈尼却没有这样做，伊朗人通过大规模骚乱来表达不满，骚乱最终被安全部队镇压下去。

然而，对拜登政府或伊朗而言，希望的大门还未全部关上。尽管谈判不太可能在6月大选前达成新协议，但双方却可以阐明恢复伊朗核协议的路径。这将增大下一任总统摆脱核协议的难度，无论他多么想将它束之高阁。

特朗普撕毁伊朗核协议改变了一切。伊朗的保守派人士抓住协议破裂的机会，让伊朗人相信鲁哈尼努力与西方接触的路子是错的。最高领袖阿亚图拉哈梅内伊，甚至开始推动能让伊朗在遭受制裁时不至于那么不堪一击的“抵抗型经济”。

不出所料，在艾哈迈迪内贾德执政期间，伊朗与西方的关系转趋恶化。2010年，联合国安理会提出了第1929号决议，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理由是质疑伊朗并未遵守此前旨在确保其核计划属于和平性质的决议。随之而来的是经济停滞。

但是，在哈塔米继任者的领导下，局势急转直下。总统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Mahmoud Ahmadinejad）试图吸引保守派，这些人认为对西方生活方式的渴望，与1979年伊斯兰革命的价值观背道而驰。

2018年，特朗普单方面退出2015年伊朗核协议（JCPOA，即联合全面行动计划），并重新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实行严厉的经济制裁。伊朗并未违反核协议的任何条款，特朗普仅仅希望迫使其领导人做出更多让步，甚至制造足够的经济困境，以促成政权更迭。

上述对经济正义关注的缺失，意味着由核协议所带来的短暂经济复苏，导致收入最高的20%伊朗人的人均实际支出增加了15.6%，而收入最低20%的实际支出却下降了4.9%。在2018年至2019年的经济收缩期间，农村地区的生活水平骤降了15%，而在德黑兰和周边地区则一切如常。

此外，2018年，鲁哈尼宣布大幅提高汽油价格，该举措不成比例地损害了穷人的利益。当艾哈迈迪内贾德在2010年也这么做时，他至少提供现金转移协助缓解经济上的痛苦。

英文原题：Iran's Empowered Hardliners

伊朗中产阶层的诞生，大体上要归功于过去的改革派总统。从1989年至2005年，阿克巴尔·哈希米·拉夫桑贾尼（Akbar Hashemi Rafsanjani）和穆罕默德·哈塔米（Mohammad Khatami），将受配给制和公有制束缚的伊朗经济，转型成为拥有活跃私营部门的市场经济。他们推行的市场改革，加之基础设施投资，成功使数百万伊朗人脱贫。在1995年至2010年间，伊朗的中产阶层从占总人数的28%飙升到60%，贫困率则从33%骤降至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