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在伊核问题上，贝内特政府正在主动或被动放弃此前内坦亚胡式的应对模式，另寻他图。伊核协议何去何从，以色列作何选择，还须拭目以待。
为此，一方面，以色列政府一直采取战略核模糊这一威慑策略，因为一旦公开宣称自己拥有核能力，势必给自身带来巨大的内部和外部压力，国内的和平运动势必群情激昂地反对，而周边大国也必然会纷纷效仿，发展核能力。如此，以色列在战略军力上的比较优势就会逐渐缩小，甚至最终丧失殆尽。而一旦公开否认自己拥有核能力，以色列又势必会丧失其战略核威慑能力。
以色列时任总理内坦亚胡甚至直接忤逆美国时任总统奥巴马的和平努力，与之公开对决，甚至直接去美国国会发表演说，公开抨击即将签署的《全面协议》。而在2018年5月，当特朗普政府任性妄为地单方面退出《全面协议》并在随后重启和增加对伊制裁后，以色列对特朗普的非常之举却大加赞赏，溢美之词无所不用其极。在以色列看来，此举有利于延缓甚至最终终结伊朗在核能力上的进程。
其三，以色列或许逐渐认识到，利益才是美以之间最大的政治。以色列人虽然可能与美国人心灵契合，但以色列的利益与美国的利益并非始终高度一致。以色列可以为了自身利益，利用美国犹太人的影响力，在美国闹腾一时，但不能闹腾一世。而且一旦以色列利益与美国利益发生冲突，以色列即便为自身利益而绑架美国，也不过是徒劳之举。
在没有国内政治支持也没有国际声望可以依靠的情况下，纵使贝内特心潮澎湃，甚至心有不甘，也只能心有余而力不足。
犹太人在欧洲过往历史进程中遭受过迫害、驱逐、屠杀等种种悲惨遭遇，以色列建国后与周边阿拉伯国家先后爆发五次大规模战争以及双方相互间发生的无数次矛盾、对抗和冲突，这一切建构了以色列人在安全问题上的极度敏感性。为实现自我安全感，以色列逐渐形成一个不公开的最高军事指导原则，即通过内部常规和非常规军事能力的建设发展，和以美国为主的外部军事合作与援助，确保自身整体军力在未来可能与所有周边敌对或潜在敌对国家的综合军事对决中，要处于压倒性的优势地位。在此逻辑下，很显然，确保在整个中东地区成为唯一拥有核威慑的国家，就成为实现上述战略目标的最佳路径，甚至是不二法则。
其一，贝内特在心理上虽仍反对伊核协议，但他不再有反对的政治利益算计和动机。事实上，今天贝内特的政治利益恰恰相反，不公开反对就是最大的政治收益。这是因为不与美国人公开作对，与拜登总统保持良好关系，最符合贝内特的政治利益。尽管这貌似贝内特的权宜之计，但他也真的别无选择。贝内特似乎可以重演内坦亚胡历史，实则不然。当年内坦亚胡前往华盛顿反对伊核协议，一方面是因为他拥有较高的国际知名度和声望，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在国内也有强有力的政治支持度。
其二，内坦亚胡的前车之鉴。事后看来，内坦亚胡当年在美国的暴怒式反对之举，可谓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不仅未能如愿，阻止当年伊核协议的签署，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美国国会两党对以色列的鼎力支持。贝内特显然不愿让错误的历史再度上演。留给贝内特和拉皮德的可选路径只有一条，就是尽可能避免与拜登政府公开对决。事实上，他们很清楚，以色列无论如何都无法阻止有关各方与伊朗达成恢复核协议的努力，因为国际社会希冀给和平一个机会。真正能阻止的只有美国人和伊朗人自己。
贝内特政府沉默因政治软弱？
特朗普政府的退出，直接导致伊朗自2019年5月起逐步中止履行伊核协议的部分条款。不过，伊朗在伊核问题上还是为《全面协议》未来可能的恢复与重启，留下机会之窗，承诺此类中止履行措施“可逆”。
正因如此，去年12月27日，伊朗与美、英、法、俄、中和德国才能就恢复《全面协议》的第八轮会谈，重新起航，期间虽然暂停数日，但今年2月8日再次恢复。现在，上述各方就《全面协议》的恢复行将达成协议，可谓胜利在望。令人颇感意外的是，此前在此事件上暴跳如雷，持异常坚决反对态度的以色列，却出奇平静，原因何在？
正因如此，2015年，伊朗与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中国和德国就伊朗限制其核活动，而联合国、美国和欧盟则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达成共识，即将签署《全面协议》之际，国际社会的谋和之举，却被以色列贴上“这是伊朗为谋求核能力的缓兵之计”的标签。
正因如此，以色列采取了双管齐下策略：其一，竭尽所能不让自身核问题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焦点；其二，无论国际舆论在肯定抑或质疑以色列是否拥有核能力时，以色列总会以既不承认也不否认的模糊态度来回应。
而现在，当国际社会意欲恢复《关于伊朗核计划的全面协议》（下称《全面协议》）时，以色列贝内特政府的反应却是出奇的近乎沉默。以色列政府一前一后这种迥然不同的反应方式，着实让许多关注伊朗核问题的人大惑不解。
2015年，就在奥巴马希冀以标志性的外交成果——签署《全面协议》为他的总统任期画上他自认圆满的句号之际，内坦亚胡亲自飞往华盛顿，以骇人听闻的言辞向美国国会公开发表坚决反对的演讲，毅然决然地与奥巴马公开对决。其政治门徒、当时的内阁部长贝内特也在美国首都的各家电视演播室之间来回奔走，现身说法，反对奥巴马这一标志性外交成就。
另一方面，以色列坚决阻止中东地区任何国家谋求核能力。这方面的典型举措有二：其一是在1981年6月7日，采取“巴比伦行动”，通过远程空中奔袭，轰炸了伊拉克的奥西拉克核设施，彻底终结萨达姆政权谋求核能力的意图；其二就是在伊朗核问题上采取毅然决然的反对态度。
值得一提的是，贝内特当时之所以也在华盛顿卖力游说，原因有二：其一，他真的反对伊核协议；其二，他有自己政治生涯方面的盘算和考量。因为两周后以色列要举行大选。换言之，贝内特当时既有观念上的动机，也有政治利益上的算计。如今，贝内特政府在恢复伊核协议的谈判进入关键时刻，极可能再次达成的节点上，为何态度却一反常态？原来事出有因。
就这两方面而言，贝内特事实上都乏善可陈，可以忽略不计。他不仅没有所需的国际声望，在美国远非内坦亚胡那样家喻户晓，在以色列国内也没有政治支持。就算想和拜登公然对决，谁又会是他的同道中人呢？他仅有的五个亚米娜党同伴，现任外长拉皮德不会支持他，工党的梅拉夫·迈克尔或梅雷兹党的尼赞·霍罗维茨也不会支持他。
在此逻辑下，以色列自然要避免与拜登政府公开对决，退而求其次，转而通过幕后外交沟通获得更多的操控空间和自由。正因如此，贝内特才有以色列将在多条战线上与伊朗对决，甚至为了阻止伊朗获取核能力而不惜“减员1000人”的公开宣示。贝内特此举一方面是向国际社会表明，以色列坚决反对恢复《全面协议》的态度，另一方面也是向伊朗发出明确信号，即便爆发军事冲突，导致一定人员伤亡，以色列也要阻止伊朗最终获取核能力。
在许多以色列人看来，国际社会寻求恢复伊核协议，希冀再给和平以机会的种种努力，不过是对伊朗的完全投降，随着伊朗将实现核能力的突破时间缩短到短短几个月，最终以色列将为此付出代价。显然，以色列人这一逻辑值得商榷。但以色列政府的沉默的确是一反常态。
以色列政府究竟意欲何为？
七年前，当国际社会为寻求伊朗核问题的和平与有效解决而行将达成《关于伊朗核计划的全面协议》时，以色列政府的反应是雷霆震怒，时任以色列总理内坦亚胡在多个场合不厌其烦而且颇显夸张地警告，即将达成的伊核协议对以色列、中东地区和世界来说，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
作者是浙江外国语学院环地中海研究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