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演讲中，特朗普把援助、贸易、能源等现实利益都作为对盟友关系的“绩效考核指标”。虽然没有明说绩效不达标的后果，但鉴于他在此前对待日欧、加拿大等传统盟友“亲兄弟明算账”的决绝态度和不计后果，盟友们应该有足够的智慧和觉悟，听懂美国的弦外之音。

特朗普的无所顾忌，是因为他既不需要取悦国际社会，更不屑于迎合美国国内重视国际多边外交的建制派。这种肆无忌惮展示反传统、反建制的无知和傲慢，反衬的是美国国内对于全球化中美国责任与义务认知的巨大割裂。而特朗普自己则在这种不断扩大的撕裂中直接获益：国内政治越撕裂，政治舆论场中的站队压力就会越大。随着“沉默的大多数”选边站的压力增加，“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分裂和混乱，将使特朗普的支持者阵营更加扩大和极端。

美国走后怎样？

在联合国大会这个国际多边主义的大本营，特朗普却发表了一个旨在宣扬单边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宣称“美国承担了过多的国际责任”的挑衅性演讲。除了令人错愕的无知和傲慢之外，另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单边行动越来越频繁，且较少受到刚性约束，这无疑是对美国单边主义冲动的纵容甚至鼓励。

美国总统出席联大，历来被视作是展示美国全球领导力的重要时机，但对特朗普来说，联大与所有聚光灯汇集的场合一样，是他展示自己的舞台。在联大这样的场合，面对深受美国阴晴不定的单边主义之害的各国代表，特朗普居然也能大肆吹嘘其内政的所谓政绩，固然让熟悉国际多边外交的专业人士嗤之以鼻，但却能在内政方面斩获更多的支持和认同。

美国在国际多边合作中的角色由“建构者”转化成了“解构者”，带出了“美国走后怎样”的命题。国际多边合作就此无法推进了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特朗普从其自身利益出发，对国际多边机制采取功利主义的态度，这并不能否定多边主义的价值。恰恰相反，这位不按常理出牌的美国总统就职后，其师心自用和一意孤行所展现出的破坏力，更加从反面证明了国际规则、国际惯例框架的重要性。从这个意义上说，特朗普所反对的，正是多边机制之于国际治理的必要性所在。

美国的“退出”与“褪色”

虽然他大言不惭的在社交媒体和采访中表示，媒体应该给他“应有的尊重”，但在国际场合频频引喻失义、多次公开羞辱失去信任的幕僚、对反对者花样翻新的污言秽语，毫无意外的使得“体面”成为特朗普在白宫内外最为可贵、而又最为稀缺的领导力要素之一。

第72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9月25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召开，美国总统特朗普开启了他的第二次联大之行。

特朗普厌倦和仇视国际事务中的多边主义，认为多边机制限制了美国发挥自身的绝对优势，阻碍了美国获得排他性利益。也正是因此，特朗普正在把美国承担的国际责任、创造的国际机制、维持的国际秩序、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和拥有的国际影响力“武器化”，将国际合作的工具变成要挟盟友、打击异己者的武器。这无疑是对多边主义最大的解构性因素。

在特朗普的话语体系中，同盟关系并不是高尚的“分享共同价值”，同样要关注现实利益的锱铢必较。而这些单边主义的狭隘行为，背弃了美国自二战以来所建立的一系列外交精神，瓦解着美国政治和外交的保守主义传统，冲淡了普世主义的普惠和理想色彩，导致其外交理念在意识形态层次上的号召力“褪色”和国际声誉的贬损。

但特朗普可能误读的是，门罗总统之所以想要和欧洲划清界限，所反对者乃是19世纪欧洲帝国主义借殖民之手干涉美洲事务，威胁美国的安全和利益。同样的政策药方，并不能对20世纪的特朗普所臆想出的全球对手发挥作用。与门罗主义中“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的信条相比，“美国是美国人的美国”的“美国优先”战略，似乎更符合“孤立主义”的定义。

鉴于联合国的特殊国际地位，虽然联大在纽约举办，却并不能算是美国的主场外交。但特朗普的“不见外”还是让他遭遇了一场不大不小的尴尬：当他像参加美国国内其他政治集会一样，在讲台上吹嘘“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我的政府取得了比美国历史上几乎任何一届政府都更大的成就。绝对是这样的”时，在座的200多个国家代表给予了心照不宣的讪笑，讪笑很快汇聚成了一波笑场潮。特朗普直言“没有预料到这个反应”，在座的各国代表恐怕也没预料到，特朗普的演讲将要传达什么样的讯息。

（作者任职于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这是二战结束以来，第一次有美国总统在国际场合公开且完整地表述不愿承担更多国际责任、拒绝加强美国国际影响力的态度，也是冷战之后，美国总统极其罕见的在国际场合公开提及某些国家在意识形态上对美国构成威胁。特朗普认为，美国从国际社会得到的，并不和美国为国际社会付出的那般对等。民粹色彩浓厚的执政风格治下，美国在国际多边主义体系中聚焦于自身利益的排他性实现，促成了美国的“退出”。

继去年在联大会议上大谈“美国优先”，引发与会者侧目之后，本届联大上，特朗普卷土重来，变本加厉的指摘别国内政，声称美国在国际贸易和国际援助领域遭受所谓的“不公平对待”，甚至毫不避讳的将意识形态对立和种族歧视带入了联合国的讲堂，他对国际事务的无知和对国际社会的傲慢达到了全新高度。这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做派，既在情理之中，又在预料之外。上任以来，反建制和民粹成为其区别于历任美国总统的鲜明标签。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金融危机、反恐战争、气候变化等全球性议题的凸显，全球良善治理（Global Good Governance）成为亟待解决的课题。而多级稳定格局在战后国际关系中的发展长期滞后，则是当前国际治理危机的核心。

如果说竞选时，这些标签还能打破美国政治的沉闷气氛，那么自从他正式掌权以来，美国和全世界无一不被他对秩序和传统的厌恶所拖累。他不尊重女性，不能听取反对意见，通过开除异己者和在推特上破口大骂，来抒发自己的自负和对民粹主义的天然亲近。

特朗普在联大演讲中提到了19世纪的门罗主义，似乎有意将门罗主义作为他“美国优先”战略的历史渊源。虽然在更多的人印象中，美国似乎被描述成“注定是一个全球大国”（Fate to be a global power），但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第一声宣告，却被后世称为“孤立主义”。1823年，美国总统詹姆斯·门罗（James Monroe）向国会提出了由约翰·昆西·亚当斯拟定的国情咨文，咨文中将美国的外交方政策概括为“反对欧洲国家在美洲的殖民扩张”“不干涉”和“美洲体系”三大原则，这一主张被称为“门罗主义”。

特朗普高声呵斥伊朗、委内瑞拉等他定义的“美国的敌人”，却也没有给盟友留太多的想象空间。相比历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同盟义务的态度都更加倾向于实用主义，比特朗普自己所宣称称的“务实的现实主义者”更加功利。在他看来，同盟关系也要在“美国优先”的天平上权衡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