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的单边主义贸易政策和传统国际贸易体系的解构作用下，重建全球化在贸易领域的信用任重道远。而对多边贸易机制存在的不均衡、不完善之处，也应当予以建设性的改革。
美国在贸易战中不会取得预期的胜利。中美贸易关系的失衡，根本原因在于美国自身。经贸关系的扭曲，只是美国经济结构扭曲的表现，而不是原因。美国的中低端制造业在全球成本最低、收益最高的地方配置资源，形成了基于全球产业链及供应链的均衡。而美国本土的同类产业失去竞争力，是因为在自由开放的全球市场中失去比较优势，而遭到市场主体的抛弃。
中美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经济结构错位，竞争态势明显，互补性较强。冷战结束后的第一个十年，中美关系是中国经济崛起的主要引擎之一，是中美两国关系发展“合作全面压倒竞争”的红利期。
在本轮贸易争端中，中国的一些行业领域长期存在的低水平重复建设、关键技术受制于人的问题，对激活市场主体的竞争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如果能够顺应发展的需求，在重要的基础行业和领域，转变过去过度依赖外贸补贴政策的积弊，引导行业在提质增效和结构优化上下苦功夫，则有可能将贸易争端变危为机，以供给侧改革带动新一轮高水平的对内开放。
对中国来说，示强和示弱都不是好的对策，要有理有利有节，关键还是要按部就班，做好自己该做的事。
（作者是中国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博士生）
“美国有病，中国吃药”也无济于事。特朗普目前发起的贸易战，只是想把美国拖延已久、延宕至今的结构性危机转嫁出去。若美国不采取措施纠正扭曲的经济结构，在关税壁垒下制造业的被迫回迁，依然是违背经济和贸易基本规律的政治行为。
继续参与和依靠多边机制发展贸易。多边机制仍是国际经济贸易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特别是对中国这样的外向型经济体来说。在美国奉行单边主义贸易政策的背景下，无论是继续扩大贸易规模还是优化贸易结构，都需要稳定增长的多边贸易环境作为支撑。贸易多元化不仅包括出口目的地多元化，也包含进口来源多元化。美国向所有主要贸易伙伴发难，挑起贸易争端，也是传统多边国际贸易体系失衡的直接体现。经历过高速增长后，结构不均衡和体系不完善，成为制约国际贸易发展的瓶颈问题。
特朗普的出现打破了很多建制派的利益格局，也打破了这种利益格局约束下的政治假象，包括决策机制的平衡，和总统代表的行政权与立法、司法权力之间的平衡。对立法机构来说，共和党目前必须依赖特朗普的声望，各级议员也都必须仰赖特朗普的支持。国会现在意识到，他们对总统的约束，取决于总统能在多大程度上接受约束，这跟过去国会“制衡”的自我期许可以说是大相径庭。
贸易战如果最终走向全面失控，无助于美国贸易平衡的改善，只会在贸易替代效应的影响下，导致逆差对象国的改变。美国得到的只是削减消费者的总福利（总效用）水平，把国家的贸易赤字分摊到普通消费者身上。
中国的应对之策
因此，要对贸易争端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有充分准备，正确处理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之间的关系；要综合运用政治和经济手段，严守国家利益的底线，谨慎选择贸易救济措施，重视分散贸易风险；要以有理、有利、有节的灵活姿态和持久战的战略韧性，积极应对中美贸易争端。
寻找盟友和寻找敌人，是美国国际战略的两个支柱。制造强敌环伺的危机感，在和平时期、国民没有实际痛感的条件下，对内可以巩固政治地位，对外可以获取叫价筹码，属于经过精确政治算计的挑衅。
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方针不动摇。对外开放不仅将丰富的国际资源转化为发展动力，也为中国的对内改革提供了先进的国际经验和直接的竞争压力，这对于当时属后发国家的中国追赶世界一流水准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的现代化和大发展，发端于改革开放，也持续受惠于改革开放。置身于一个日渐融合的世界中，关起门来搞不了发展，中国也不能走美国的老路，以自我孤立来回避和拖延自身的改革进程。
目前总统的权力膨胀，把持着几乎所有的政治资源。在决策圈里，特朗普已经排除所有与他意见不和的人，已然乾纲独断。不仅特朗普觉得自己找到了解决问题的药方，一旦形成强化贸易壁垒以平衡贸易赤字的共识，开启以邻为壑的贸易平衡议程，美国的贸易政策就未必会因为总统更迭而“人亡政息”。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证明，封闭僵化的老路，改旗易帜的邪路，都是死路。只有继续坚持高水平的改革开放，才是正确的中国道路。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主导下，美国不会停止以贸易壁垒来平衡贸易逆差的尝试。有研究显示，总统任期内的经济表现实际上与政策的关联性不大，主要由他所在的经济周期决定。特朗普有幸赶上2008年大萧条后最长的繁荣周期，这是他打贸易战的经济本钱，也是谋求连任的政治资本。此外，贸易保护政策造成的后果，是可以任意解释的。
对中美贸易争端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有充分准备。中美贸易战不是中国挑起的，是一场强加给中国的贸易争端，自然也不会因为中国的主观意愿而减缓或结束。正如前述所分析的，美国发起的贸易争端并非临时起意，而是有着深刻的结构性诱因。贸易战持续的时间、范围和烈度，主要取决于美国经济转型和贸易平衡的进程。从以往的经验看，这将是一个相对较长的过程，且过程中充满变数。其经济和内政的变化反映到贸易政策上，将呈现出时缓时急、边谈边打、此起彼伏的反复态势。
民众在贸易战的叫价阶段可能还会有民族主义的虚幻满足，但贸易战的达摩克里斯之刃一旦落下就要“见血”，给包括美国消费者在内的贸易参与者带来损失。当消费者感知到贸易壁垒的痛感，往往意味着贸易的数量和质量都已经陷入萎缩，厂商已经无法消化和分担贸易失衡所带来的成本高企，不得不向末端消费者转嫁。在美联储的缩表周期内如果消费受到抑制，通货紧缩的悲观前景就有可能再度应验。
在当前形势下，美国对失去世界主导权的焦虑达到二战以来的高点，对自身能力和国际战略环境倾向于悲观解读。虽然中国已经在诸多场合阐述过不称霸的立场，但从中国迅速增长的硬实力和不断扩张的软实力中，美国仍然感受到对其霸权体系的威胁。
美国国内一部分炒作并笃信“修昔底德陷阱”的智库和决策人士，对中国的战略意图和战略能力发展的解读，都倾向于“对美国构成潜在威胁”，最终把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描述为针锋相对的战略对抗，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成了“自我实现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