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是德国时评专栏作家）
本次世界杯开始前不久，厄齐尔和另一名土裔队员京多安（Ilkay Guendogan）与在伦敦进行竞选活动的埃尔多安见面合影，并把他们的队服送给他。
其实，合影风波只是表相，它反映出三个问题：
二、德国人对异族的态度，始终摆脱不了“为我所用”，但“不为我信”的魔圈。德国国足走得顺利时，皆大欢喜；走得背时，外裔队员比较容易成为责难的靶子，认为他们不够尽心尽力。
在这样敏感的时刻，足协主席格林德尔（Reinhard Grindel）还补上一脚，向厄齐尔下最后通牒，令其在休假后针对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合影一事做出公开解释，不然将会影响他今后在国足的前途。
与其他形成和发展较早的民族相比，德意志的民族性成型较晚。政治家俾斯麦统一德国之前，德意志土地上一直诸侯林立，家族割据。普法战争之后，德意志才唱响了民族崛起之歌。
为了减少合影风波的负面影响，京多安特意请求比尔霍夫安排他和厄齐尔同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见面。后来施泰因迈尔与他们一起在总统府花园内散步的照片见诸各大媒体。
比尔霍夫指出：“他们两人并未意识到这些照片的象征意义，我们当然不认为这是件好事，会找他们两人谈话。”
德国队这次虽然提前出局了，但足球依然在滚动，比赛还在进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无常的足球所带来的精彩和美丽吧。
与其他民族参照和竞比，德意志晚到的民族情感，显得缺乏耐心和理性，这种“后来居上”的野心和雄心，让爱国主义变得扭曲夸张，最终成为一剂贻害深重的“毒药”。
让我们回到“足球”这个话题。应该说，如今的足球运动已不仅仅是一个体育项目，它还牵动着一个民族不同阶层人的心，反映他们的情绪和向往，提升整体的向心力。
第一点长期是德国社会的“隐患”。二战后德国人力奇缺，经济快速上升期时又急需劳力补充。恰逢此时土耳其经济复苏迟缓，大量劳力过剩，西方阵营又非常重视北约成员土耳其在对抗苏联中的地缘战略作用，以及在阿拉伯世界的桥梁地位，德国政府迫于各种压力，有条件地同意从土耳其引进劳力，即所谓的“客籍工人”。
客观地说，在德国这样一个文化和宗教相对单一、思想和习俗相对保守的社会里，外族要生存和发展，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德国人的“排外”意识固然与纳粹时期的宣传有关，但归根结底还是在于他们不愿外人打扰和破坏自己固有秩序的民族性格。
球队经纪人比尔霍夫（Oliver Bierhoff）日前接受德国《世界报》采访时暗示，这次让厄齐尔参赛是个错误。他的这番话引起舆论的抨击，认为这种让一个队员来承担全队失败责任的做法太“无耻”。
三、厄齐尔是个非常低调的人，只把足球当作自己热爱的事业，但足球在德国不仅仅是职业，还具有榜样和楷模的作用，更是唯一可以尽情表达民族自豪感的载体。这次对两名土裔队员群体发难，说明了“冠军”称号已成德国足球的负担，也凸显足球作为德国人抒发和寄托民族情的载体，其负重已到了难以承受和令人窒息的地步。
德国人扭曲的民族主义
问题是，厄齐尔的遭遇难道很公平吗？
政界对照片也颇有微词。基社盟议会总干事米勒撰文表示：“我们国足队员应该认真考虑，是否愿意被独裁者的竞选活动所利用。”右翼选项党（AfD，或译另类选择党）领导人魏德尔认为，厄齐尔和京多安不应属于德国国家队。
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有内外两面：对内，它们能促进民族的一体化和内部的团结；对外，它们又有可能造成隔阂，强化本位主义和沙文主义。贯穿20世纪历史的正是这种过于简单化的敌友划分，结果是战争、破坏和毁灭。
见面、合影、赠队服也就算了，最让德国舆论难以接受的是，京多安还用土耳其语在给埃尔多安的队服上写道：“献给我尊敬的总统，致敬。”
德国队里的异类还是异族？
最严重的还是第四点。它强化了德国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传统意识。厄齐尔和京多安都加入了德国籍，按理说他们的总统应该是施泰因迈尔，可京多安却称埃尔多安为“我尊敬的总统”，这下可踩了德国人的“底线”。
厄齐尔继续沉默，但他父亲怒不可遏。他说，他若是厄齐尔，将会对足协说：“谢谢，再见。”
这些照片立即在德国球迷当中和舆论界引起轩然大波，其影响甚至超越了足球本身。
德国人常说，“球是圆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足球还传递着一个哲理：当你的脚触碰到它，并向外踢出它的那一刻，命运的弧线和结果其实就已经注定了。这里隐喻着无常和宿命。
当两种不同的文化特性相遇和相撞，社会矛盾就无法避免，平行社会逐渐产生。因此，土耳其移民，哪怕是土生土长的一代，一直很难真正融入德国社会。加上德国人的生育率常年下降，而土耳其穆斯林积极生育，导致德国人的危机感日益加重，以至于有人说，“女人的子宫成了土耳其现代殖民的秘密武器”。
一、厄齐尔和京多安的行为和观念并未变，变的是时代大环境，变的是德国与土耳其的双边关系。更大的变数其实存在于一个“不变”之中，那就是张扬的民族主义，必然随时会从“自豪感”，陷入“玻璃心”的尴尬境地。
他的这个推文又引发德国舆论的质疑。有的嘲讽他为什么用英文写推特，意指他在变相抗议，但其实他以往就经常用英文写推特，有的则认为他最后那句话是在对自己的遭遇表示不满。
说到底，无论是爱国主义，还是民族主义，其实都是人的一种情绪和情结，所以很容易被误用和误导。这也是这两个主义的危险之处。
外来移民难以融入德国社会
德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史怀哲（Albert Schweitzer）曾说过一句名言：什么是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就是没有了气度和教养的爱国主义。
历史上，统一的民族意识在中世纪和近代早期之前并不普及，它其实是17世纪和18世纪民族国家形成前后的产物。
格林德尔表示：“我们当然尊重有移民背景球员的特殊处境，但埃尔多安先生并不充分尊重我们足协所认同的价值观。”
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又是一对孪生兄弟，内涵重叠处较多，界限模糊，所以经常会被混为一谈，或被别有用心的人滥用。简单地说，两者的主要区分点在于，爱国主义强调对自己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性和归属感，民族主义强调的则是本民族对其他民族的优越感和排他性。
如果默克尔这样一位民主国家的政府首脑，都能数次去安卡拉会见埃尔多安，为何一个家族成员均来自土耳其的运动员，就不能和埃尔多安合影？当然我们可以说默克尔是为了国家利益，那厄齐尔和京多安在意乡情，仰慕名人，就该受到这般奚落？
德国队出局后第三天，厄齐尔在推特发文表示：“小组赛中即遭淘汰，内心至痛。我们的确踢得不够好。我需要时间才能摆脱这份低落。”结尾处他加了“对种族主义说不”（#SayNoToRacism）的标签。
尽管如此，合影事件发生后，厄齐尔和京多安在每场热身赛只要一接球，就会招来德国球迷的嘘声；德国队表现不佳，他们俩会首当其冲受到指责；本次世界杯德国首战墨西哥失利，厄齐尔的表现被德国足坛名宿巴斯勒（Mario Basler）称为“死蛤蟆”；对韩国那场失败后，厄齐尔在退场时遭到“极端”球迷以种族歧视的恶语问候。
厄齐尔究竟犯了什么大过，竟让足球界两名“大佬级”人物出来碾压？与埃尔多安的合影，为何成为德国国足失败的一个原因？这里反映出来的，其实是一个更深层的问题。
归根结底，整个事件涉及以下几个敏感点：一、土裔德国人；二、在德国被称为“独裁者”的埃尔多安；三、合影时埃尔多安正在伦敦参加竞选活动；四、京多安在队服上写了“我尊敬的总统”。
第二点和第三点涉及双方不同的政治制度和民主意识。埃尔多安要实现总统集权制和新奥斯曼主义，离不开海外土耳其人的支持，而包括德国在内的西方诸国，却不希望埃尔多安的影响力波及和分裂他们的社会。两名土裔队员与“独裁者”合影，无疑进一步增加德国人对土耳其人的不安和反感。
这个“底线”到底是什么？是在尊重宪法的基础上，对德国社会体制和价值观的认同？还是开始比赛前必须一起唱国歌？还是身在民主国家，就不能与“独裁者”有丝毫瓜葛？还是必须对所在国具备“有我无他”“非此即彼”“全心全意”的不二认同感？还是“拿了我的国籍，就必须是我的人”的所谓民族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