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黑兰七冬》将于7月15日在The Projector黄金剧场上映，新加坡电影协会会员入场免费。
启我疑窦的是，蕾哈妮被关七年，有一阵子还严禁亲友探监，切断她与外界的一切联系，最终还被问吊“正法”。但片中蕾哈妮的口述录音，把她那七年的遭遇和心路历程，讲得巨细靡遗（不过大部分安插口述录音的段落，半途会改用更早流亡欧洲并在去年获康城影后奖的伊朗裔女演员Zar Amir-Ebrahimi的声音旁白），还不时有文青式语言出现（影后读稿可能更具渲染力），如同在写回忆录，或是早料到以后拍纪录片用得着。导演解释是家属多次探监时用手机陆续“盗录”她的自白；可就算在伊朗，探监者不需要暂时交出手机给狱方保管，蕾哈妮怎会能在有限的探监时间内用仿佛润饰过的文辞，分享那么多细节（除非是英文字幕译得太雅）？
伊斯兰教义提倡宽恕（但不适用于刑事犯），蕾哈妮做到了（如果那是她的真心话），可惜死者的家属做不到。
所以，哪怕蕾哈妮在已关了多年后留下的这段独白，“笔触”文青到有点不真实，我也受落了。她说：“自由不单是走出监狱的四堵墙，是走出灵魂与肉体的囚笼。我已经宽恕了死者和家属，和所有参与我的案子的人。”
蕾哈妮的胞姐后来在纪录片中受访时说：“抗拒有罪，不抗拒而事后申诉也有罪。”意思是说，事发了就呑下去，因为法官还这么说：“谁叫你要（踏出家门）过着自由的生活？”这还跟纪录片没提到的伊朗实施的伊斯兰教法有关：若女性指控男性性侵，须有四名穆斯林男性（或三男二女，或二男四女）目击证人，否则会视同诬告，指控者也可能反因涉及非婚男女关系而触法。纪录片中蕾哈妮自述提到还未上庭就挨了30鞭，或许就是因为这一条法律。
台湾政坛最近#MeToo连环爆，放出第一枪的是民进党前女党工，去年９月在高速公路上疾驶的车子里被与该党关系密切的“有力人士”性骚扰，向该党妇女部主任申诉，后者反问：“为什么不跳车？不大叫求救？”还带受害者到空旷的草坪上要她跟着呐喊宣泄，要她呑下去，忘了这事。――一切的“权衡”、说辞、动作，似曾相识？至少，如果真的受委屈，只要敢敢#MeToo，#MeToo有理，#MeToo有效。
怀疑细节，不影响是非曲直
虽有这种细部处理上的合理怀疑，但不影响我对事件整体是非曲直的判断，因为一直都有从伊朗传出的类似案件，可相互印证这些受害女性类似的命运轨迹。蕾哈妮案的复杂性是死者原是前伊朗情报员，勉强算“有力人士”；纪录片于是暗示有政治力介入，蕾哈妮被控方“描绘”成本来就生活不检点且有政治动机的凶手，把她的案件做成样板。她被关到第三年时，母亲串连其他类似的“人权犯”家属上街头，还诉诸海外媒体制造国际舆论压力。但她的父亲反对这么做，因为知道在这个国度，事情闹大并无效，果然当局回敬一句：“外部势力渗透！”
此话怎讲？法官按伊斯兰教法判了“以牙还牙”（blood revenge），由死者家属决定是否要问吊蕾哈妮，蕾哈妮和其家属可向死者家属认错（承认谋杀、诬告）及请求宽恕。折腾多年，蕾哈妮拒绝认错，家属求情不果。纪录片没提到的，是导演在接受媒体访问时提出的观点：原来导演也同情最终仍决定问吊蕾哈妮的死者的成年长子，他也是在社会压力之下遭遇两难；为维护家族声誉，不管信或不信蕾哈妮，最终只有唯一选择。
德国纪录片《德黑兰七冬》（Seven Winters of Tehran）描绘的，仿佛另一个平行世界。19岁伊朗室内设计师蕾哈妮被中年牙医以请她设计诊所为由，诱她上门；她抗拒性侵，失手刺杀对方。法庭上，宗教司身份的法官问：“为什么不跳窗？不大叫惊动邻居？”还说：“你当时不该抗拒，而是就范，随后才申诉。”
宽恕？做到与做不到
我在观看任何纪录片，就算心中有立场（且与纪录片的立场相符），仍坚持审辨（批判性）解读，不照单全收。《德》能拍成电影，主要靠蕾哈妮的家人把大量家庭录像和蕾哈妮的自白录音偷运出境，再由导演访问流亡德国的蕾哈妮父母、胞姐，和当年蕾哈妮的律师、囚友（都是女性民运分子），并阅读（导演自称是塞钱弄到的）大叠蕾哈妮案的法律文件，才重构成这跨越七年的事件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