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这些国家，特朗普执政四年应对气候变化上的离经叛道，似乎让美国在清洁能源发展节奏上掉队失分不少。
所幸的是，从《巴黎协定》退出不到两个月时间，特朗普就收到了自己大选落败的噩耗，让美国的清洁能源发展，在白宫新主人手中获得了复活的希望。
特别必须强调的是，气候变化是人类所面临的共同挑战，任何一国都无法独自解决。因此，重启清洁能源发展之键的拜登政府，是否会寻求与中国的合作，就更让国际社会广为关注。
从道义上讲，不管是不是特朗普，美国对全球减排持推责与抵制态度，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虽然美国目前不是全球碳排放量最多的国家，但却是迄今为止碳排放最大的国家。来自《自然》杂志一项统计资料显示，从1751年至今，美国累计碳排放量达3759亿吨，高居所有主要经济体的榜首，比欧盟多1720亿吨，同时超出中国的一半之多。
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170个国家共同签订的《巴黎协定》，提出了基于实现二氧化碳“零排放”，到本世纪末将全球气温增幅控制在1.5摄氏度的远期目标。然而，特朗普主政期间，为了塑造美国能源独立与安全的大国形象，以及维护与巩固“石油美元”的地位，公开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同时在国内废除了近100项环境法，并向化石燃料开发与使用企业提供财政补贴，导致奥巴马时期推出的汽车节能减排、新能源技术创新等全部清洁能源政策搁浅与夭折。
其实对于任何一个主要经济体而言，积极参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重视发展清洁能源，已经不只是一种纯粹的国际性公益举动，同时还是一国经济与产业国际竞争力强弱的重要标志。
在拜登入主白宫一口气签发的多达17项行政手令中，有关应对气候变化的全新政策指向尤其引人注目。
根据彭博社发布的数据，2020年全球对可再生能源新增投资达到3035亿美元，同比增长2%，其中，欧盟放量增长52%，英国飙升177%，日本增长10%，中国净增836亿美元，而同期美国下降了20%。在新能源汽车方面，去年全球电动汽车销量逆势增长43%，欧洲电动乘用汽车销量更是创下史上最高纪录，全年销量达到136万辆，中国紧跟其后，销售量突破124万辆，但美国仅卖出了32万辆，其新能源车世界第二的地位被德国反超。
另外，在全球2020年清洁能源的主要买家中，亚马逊全年采购清洁能源5.1吉瓦，该公司由此成为全球迄今为止清洁能源购买规模（7.5吉瓦）最大的企业，而紧跟其后的还有谷歌（6.6吉瓦）、面簿（5.9吉瓦）等高科技巨头。
对于这样的商业蛋糕，相信任何一个国家的相关企业都不会轻易放过；而更重要的是，在清洁能源市场份额激烈竞争的背后，还有各种清洁能源产品以及零排技术与标准的博弈，谁拿到市场的话语权，谁就可以控制未来国际清洁能源产业的制高点。
再者，美国国内的碳交易市场目前交由各州监管机构负责监管，芝加哥气候交易所也只是供自愿减排企业提供交易场所而缺乏强制性，为了提高碳交易的效率，联邦政府层面或许会考虑成立负责全国碳交易的统一监管机构。
在确定了2035年美国电力网络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以及2050年整个社会层面实现“净零排放”目标的基础上，拜登计划斥资2万亿美元，增加对清洁能源基础设施的投资，包括到2030年底前部署超过50万个新的公共充电站，对全美400万幢建筑进行升级和建造150万户节能住宅，并为购买节能家电和住房的民众提供补贴。
给全球环境造成的负外部性有多大，所承担的责任理所当然地就应有多大。从这个意义上说，拜登重启国内清洁能源发展，并将应对气候变化上升至“国策”的高度，无论是对其自己还是美国来说，都可以从国际社会那里赢得加分的机会。
另外，拜登手上清洁能源的基础设施投资，肯定不只是硬件设备，更有不少软性的东西，比如《清洁能源创新与就业法案》《美国能源创新法案》这些正在制定中的法律会加速出台。
另外，中国成为了全球最大的太阳能电池板生产国与出口国，排名第二的是日本和德国，美国则排到了第四。对于这样显著的落差，试图依赖清洁能源发展以制造出美国“绿色霸权”的拜登，无论如何是接受不了的，他必须通过政策的追加，来让美国重新获得新能源革命的主导权。
另外，未来五年内拜登计划将太阳能电池板的安装数量增加一倍，同时将海上风能增加一倍；不仅如此，联邦政府每年还将增加4000亿美元采购零排放车辆和关键汽车零部件，并恢复全额电动汽车税收抵免。按照拜登的设想，目前美国大约300万人在清洁能源行业工作，而以上政策落地后将再增加1000万个就业岗位。
领袖人物也许能够改变局部经济史，但往往很难彻底扭转客观市场的情绪化取向。虽然特朗普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一意孤行的偏执与漠视，但美国国内民众对清洁能源的偏好与热情并未递减与弱化。按照美国国际能源信息署发布的最新数据，去年美国太阳能发电容量增加15.4吉瓦，风电容量增加23.2吉瓦，双双刷新该国纪录。同时天然气发电量占比提升两个百分点，受此影响，2020年美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从2019年的18%上升到20%。
另一个可以想象的政策举措，是联邦政府是否会设立清洁能源专门机构。一方面，拜登已经决定在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之下，组建由21个联邦机构和部门的负责人组成的国家气候工作小组，该小组是否会根据需要，独立成新的职能部门就值得期待；另一方面，策应清洁能源研发之所需，仿照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联邦政府极有可能成立国家能源创新研究院。
按照国际能源署（IEA）的预测，未来10年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资将达3.40万亿美元，其中风能和太阳能投资将达2.72万亿美元，占比80%.另外，IEA发布了未来三年高达3万亿美元的全球清洁能源刺激计划，即从2021年到2023年以每年1万亿美元的速度，投资于可立即使用的方案，以帮助恢复冠状病毒疫情对经济和就业所造成的影响。
对于美国来说，清洁能源技术在世界独领风骚，尤其是在碳捕捉、利用与储存以及可再生能源和核能领域，美国控制着至少全球一半以上的顶尖技术，而中国又是全球最大的清洁能源投资与商业市场，美国输出技术，中国提供市场，两者的合作显然会产生双赢。
其实在专家看来，美国经济要切换到以清洁能源为动能的可持续发展轨道上来，2万多亿美元的投资只是杯水车薪。由此首先可以在拜登身上打开的清洁能源政策想象空间，就是联邦政府势必还会追加财政投资。拜登执政四年期间相关投资突破5万亿美元不是没有可能，尤其是清洁能源研发的投入，公共财政的年度投资规模最多将增加至每年约70亿美元。
融资方面，据气候债券倡议组织（CBI）所发布的数据，截至去年底，全球绿色债券发行量达到了创纪录的2695亿美元，其中美国发行的绿色债券最多，总价值为511亿美元。对于这样的成绩单，拜登当然乐见其成和暗自窃喜，因为它们是组成新政府推广清洁能源发展的最厚实的市场化群众基础与有利条件。
拜登不仅高调宣布美国重新加入《巴黎协定》，而且明确提出“将气候危机置于美国外交政策与国家安全的中心”，在此基础上推出的一揽子清洁能源发展新政，显示出了要针对气候变化“大干一场”的阵势，给外界留下了不小的想象空间。
扫描全球主要经济体，无一不将控碳减排置于国家战略位置予以凸显。欧盟发布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计划，到2030年减少至少55%温室气体排放和2050年实现碳中和；日本发布的“绿色增长战略”也确定到2050年实现净零碳排放；同时英国发布的“为零碳未来提供动力”计划，敲定了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的路线图；而中国则设定了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和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清晰目标。
更为重要的是，中美两国作为碳排放量最大的经济体，若能牵手联姻，势必对全球气候治理产生示范与协同效应，并最终泽被世界和惠及全人类。
（作者是中国市场学会理事、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经济学教授、研究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