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当政府具备基本公义时，非暴力不合作才是合理的手段。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曼德拉的非洲人国民大会（简称非国大），自始至终寻求黑白平等，但是1961年到1962年间当它采取暴力革命，用破坏基础设施等形式向政府施压时，并未在世界范围内获得广泛支持。但在其认罪后在监狱服刑期间，通过非暴力不合作的方式改善监狱中的种族隔离，以及与其他反种族隔离分子的书信往来，反倒使其个人形象在国际上达到了巅峰。

如果这一切都可能实现，就可以通过非暴力的方式实现民主改良，这也是不合作运动的初衷，借用美国畅销书“Peace is the Way”的书名来说，就是“和平——通向和平”。

面对一个基本正义的政府，暴力革命对社会的伤害比政府的不公还要大，此时采取非暴力的方式，促使政府正视自己治理的不公之处，才具有正义性；相反，面对一个丧失了基本正义的政府，一方面采取非暴力方式，好像秀才遇见兵；另一方面，政府极度不公平不正义的治理方式对社会的伤害，也赋予了暴力革命以合法性。

与之不同，黄之锋等学运领袖选择了认罪。这种选择不得不说或许受了南非民权运动领袖曼德拉的影响，但和流亡一样也是一种抗议的方式。在这些年轻人眼中，所谓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意义，或许是像最初甘地所说，是为了表现英国人单凭暴力不能控制印度。

但在笔者看来，所谓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意义与此不同。在民主化的几次浪潮中，不见得暴力的革命就一定是暴乱，也不见得非暴力的革命就一定合理。评判这些革命是否具有正义性的依据，并非是否暴力，而是其所面对的政府是否具有基本的正义。

（作者为旅美学者）

国安法在香港实施不久后，香港前立法会议员许智峰选择流亡。作为一种抗议的方式，前后还有相当一部分香港议员选择流亡，再加上之前因参与2016年春节期间旺角鱼蛋革命而流亡的一些运动领袖，似乎可以在欧洲组织一个流亡政府了。

目前香港政府与主要的民运领袖表现出了严重的对立，但是对于很多民权运动，最终的解决有赖于政府与反对者的协商。大部分政府与反对者的内部都不是铁板一块，政府内部存在着保守派和改革派，反对者内部也存在着温和派和激进派，在大部分情况下，是政府的改革派与反对者的温和派互相妥协，达成了某种一致。

曼德拉采取不同手段抗争所得到的不同结果，恰恰说明了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意义，也就是为改良社会而采取的一种手段，只有当它真的能带来进步时，才是合理的。

南非的例子也是如此，种族隔离制度的结束，还是以曼德拉与前后两任白人总统的协商和解为前提。而对于民运中剩余的政府保守分子或者反对激进分子，要么须要被政府的改革派和反对阵营中的温和派说服，要么须要通过某种方式进行合作，再或者就只能通过政治手段将其边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