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经合组织（OECD）2011年发布的报告，智利是教育阶层隔离情况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不同社会背景学生融合程度小于0.5，而OECD国家的均值为0.75。以小学为例，80%左右的低收入家庭学生在公立学校就读，而高收入家庭只有6%进入公立学校，近90%的中高收入家庭的学生，都进入不同类型的私立学校，公立学校几乎成为劣等教育的代名词。改革后，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的差距反而扩大了。

剑桥大学公共政策教授柯伊尔（Diane Coyle）认为：“2020年代将是抹除‘把问题留给市场去解决’（left to the market）这一概念的最后一个10年。这一观念至今已存在了大约40个年头，已给社会和环境造成了不可计量的破坏。”此一看法相当适用于智利的教育市场化。

傅利曼主张的企业社会责任虽是极具争议性的观点，但已普遍为西方社会的执政者、知识界和媒体所接受，变成不辩自明的常识，甚至是政策制定者的指路明灯。

换句话说，支持教育券的新自由主义者所宣称的自由竞争，可以带来整体教育品质提升的美好愿望并未实现。

其次是另一位专栏作家安德鲁·希尔（Andrew Hill）在10月22日的《当傅利曼遇到冠病疫情》文中指出“谴责高管为了‘笼统的社会利益’（general social interest）而花股东的钱，沉溺于‘虚伪的粉饰’（hypocritical window-dressing）半个世纪后，企业社会责任的理念正在复兴。”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傅利曼（Milton Friedman，1912年－2006年）曾于1970年在《纽约时报杂志》，发表一篇题为《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增加自身的利润》（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Business Is to Increase Its Profits，以下简称《企业社会责任》）的文章。该文曾被誉为“山上宝训”（Sermon on the Mount），最近却受到学界、媒体强烈抨击。

（作者是台湾致理科技大学教授兼拉丁美洲经贸研究中心主任）

该文结论指出“企业有且只有一项社会责任——在遵守竞争规则的前提下，利用自己手中的资源从事一切增加其利润的活动，即在诚信经营的前提下进行公开和自由的竞争。”被灌输了这种思想的新一代工商管理硕士进入业界，成为1980年代垃圾债券（junk bond）、融资收购（leveraged buyout）与敌意併购（hostile takeover）狂潮的推动者。

在“山上宝训”发表届满50年之际，美国五大保守派智库之一的胡佛研究所，在2020年第一期的《胡佛文摘》（Hoover Digest）重新刊登《企业社会责任》全文，但将标题改为《先知分享》（Prophet Sharing）。讽刺的是今年10月25日智利举行的修宪公投，78.27%选票赞成修改1980年由军政府所制定的宪法，这不仅是对傅利曼企业学说的当头棒喝，更可能敲响新自由主义在拉丁美洲的丧钟。

如何从傅利曼的“股东资本主义”（shareholder capitalism）转型更具人文关怀的“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stakeholder capitalism），或许是资本主义应该从冠状病毒疫情和智利公投学习的教训。

智利失败案例

傅利曼在《企业社会责任》中指出，企业经营者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为股东获取最大的利益，执行长不该为“提供工作、消除歧视或避免污染环境”而操心。公司的高阶主管没有为所欲为的自由，他们只是股东僱用的员工。如果他们在闲暇时用自己的钱做慈善工作，那是没问题的。但在工作时，他们必须责无旁贷地为股东获取最大利益。他甚至认为那些为员工与社会操心的执行长是在“鼓吹纯粹的社会主义。”

以教育改革为例，1955年傅利曼在《经济学和公共利益》首次提出把学校的管理和运作，从负责发放教育拨款的官僚手上释放出来。具体作法是将教育经费以教育券（school voucher）的形式发给家长，让家长用脚投票选择最合适的学校。教育券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取消准入限制，并鼓励更多民营资本进入教育市场，或称为“教育市场化”。但此一概念在智利的实验可算是失败的。

主张自由经济的《金融时报》近来对《企业社会责任》展开多次抨击。首先是该报专栏作家拉娜．福鲁哈尔（Rana Foroohar）今年3月29日在《五十年来的政策让美国自食苦果》一文中抨击“美国数十年来的政策都有利于私营部门，而忽视了国家和劳动者，冠病疫情暴露了这种模式的巨大弊端。”

智利皮诺契（Augusto Pinochet）军政府（1973年－1990年）期间，透过一批“芝加哥男孩”推动新自由主义改革。所谓“芝加哥男孩”泛指曾在1955年至1964年傅利曼任教芝大经济系间，受过训练的智利和拉美学生。尽管这些学生并非全部直接受教于他，但受其自由市场观念影响甚巨，身为改革幕后设计师的傅利曼的观点，也因此受到相当质疑。

最后补上致命一击的，是该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在12月8日发表的《傅利曼的企业学说是错误的》（Milton Friedman was wrong on the corporation）。他在文中坦承对于“企业的社会责任是增加利润。我以前也笃信这一观点。后来我发现自己错了。”

范式转移

早在1975年《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刘易士（Anthony Lewis）就曾谓：“当然，任何一个政治或经济理论都可能被人曲解误用。但是如果只有芝加哥学派经济理论在智利实施必须以高压统治为代价，那它的作者是否应该负起某种责任。我们对于学术界所扮演的社会角色，不免心有所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