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是美国马里兰霜堡州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主攻中国-穆斯林世界关系研究）
即使有美国支持、印度所倡导的地区发展机制（如“新丝绸之路”和“棉花之路”等），更多的是出于和中国竞争的目的，而不是为了打通阿富汗同周边邻国的经贸互通。这一错误的对阿问题的处理路径，以及更为广泛的所谓的“中亚－南亚一体化”的各种努力，折射出美国在阿富汗“反恐战争”中根深蒂固的地缘战略考量。
拜登本人对阿富汗战争有切身的体会和认知，他将拖延不决的阿富汗战争视为另类越战。早在2008年至2009年，作为副总统的拜登反对增兵阿富汗，并提醒奥巴马可能在阿富汗重蹈越南式复辙。现在，作为当选总统的拜登须要处理实现的自我预言。
终结阿富汗内外的所谓“反恐战争”，有助于弱化地区大国在阿富汗及其周边实质上的地缘战略竞争、阻止阿富汗及其周边的人道危机。另外，结束投机、虚伪的中美“反恐”合作，将有助于建立以阿富汗为中心、包括中美两国在内的反恐转型，即进行名副其实的多边反恐，精确铲除威胁地区安全与和平的“呼罗珊省伊斯兰国”（ISKP）等国际公认的恐怖组织，从而营造一个民族平等、宗教自由、社会和谐的内部和外部环境。
奥巴马曾单纯地认为，阿富汗的走向取决于巴基斯坦的未来。特朗普也遵循同样的逻辑，只是更加凸显巴基斯坦的副作用，并试图通过鼓励印度介入阿富汗事务来消减巴基斯坦的影响。
喀布尔政权参与中国、巴基斯坦、阿富汗三方经济会谈，和中国以投资塔利班地盘来促进和平表明，经济方案是能够吸引阿富汗各派、地区各国一起合作，来解决阿富汗问题的唯一出路。
一个有效可行的阿富汗问题的解决方案，须要祛除大国地缘政治考量，建立以阿富汗为中心、囊括阿富汗所有邻国的多边安全和经济合作机制。
尤其是在中国扩建南中国海岛礁、推出“海上丝绸之路”以后，美国针锋相对地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并和印太主要盟友共建具有军事性质的“四方机制”。无论承认与否，一个旨在控制印太地区的新型“铁幕”正在印太地区降临，并试图包围亚欧大陆东部。
由于受制于国内法律或双边条约，中美两国在可预见的未来，很难在彼此界定的“核心利益”或在“核心价值”方面作出妥协，如台湾、钓鱼岛、香港、新疆等问题。但是在第三国阿富汗，中美两国却有不谋而合的共同利益，即实现阿富汗和解与和平、清除以阿富汗为基地的公认的恐怖组织、建立多元宽容的政治体制、促进阿富汗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如果拜登政府以政治、经济、外交手段解决阿富汗问题，那么就需要和中国、巴基斯坦、伊朗以及其他阿富汗邻国的深度多边合作，抛弃名不副实的“反恐”战争，将半死不活的地区“反恐”机制，转化为生机勃勃的区域经济发展平台。
阿富汗问题的经济方案
尽管特朗普连任失利，但其中国政策遗产很难扭转。在对华政策方面，拜登政府对华示弱微乎其微。尽管拜登政府很可能在抗击冠病、气候变迁、伊朗核问题等方面，同中国和其他国家加强合作，并强化多边机制。除了可预见的上述合作领域，处在和谈与内战十字路口的阿富汗，其实为中美两国重建信任与合作，提供了一个特殊的场域和难得的时机。特朗普与塔利班的仓促和谈，以及从阿富汗削减军队，很可能导致喀布尔政权的瓦解。这对于美国以及该地区所有国家来说都是噩耗。
如果同中国和巴基斯坦合作促进阿富汗和平、和解与发展，拜登政府首先须要摒弃先前瑕疵百出的所谓“阿－巴”模式，即将阿富汗问题视为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边境线——杜兰线——两侧的历史、政治、民族和宗教问题。
尽管越战和阿富汗战争大相径庭，但是拜登政府可以参考尼逊政府退出越战的模式，借助巴基斯坦的斡旋，寻求中国的全面合作，来结束阿富汗战争并共建阿富汗社会经济，并以此为契机提升滑入低谷的中美关系。
一个和平与繁荣的阿富汗，符合该地区以及域外所有国家的利益，而美俄等国无须担心中国可以掌控作为帝国坟墓的阿富汗。
这一战略刻意矮化作为美国的对手，但是阿富汗的重要邻国——什叶派的伊朗和社会主义的中国，在阿富汗和平与建设中的应有角色。相反，美国从一开始就引入诸如印度等并无地理边界的域外国家涉入阿富汗事务。这不但于事无补，反而复杂化了阿富汗局势。
阿富汗战争初期，美国及其当地“反恐”代理人捕获维吾尔侨民，并关押到关塔那摩的事情路人皆知。最终，美国无罪释放了这些“恐怖份子”，但拒绝遣送回中国。美国在阿富汗对“东伊运”的“作战”及对被捕维吾尔人的任意关押，无疑启迪了中国在新疆的“反恐”运动。
国际刑事法庭甚至开始调查美国军、情部门在阿富汗的“战争罪”，澳大利亚军队屠杀阿富汗平民的丑闻也开始被曝光。自美国开始在阿富汗的“反恐”，包括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等阿富汗周边邻国，趁机以“反恐”名义大规模侵犯人权、维持独裁，也是有目共睹。
摒弃地缘政治
如果拜登政府以政治、经济、外交手段解决阿富汗问题，就需要和中国、巴基斯坦、伊朗以及其他阿富汗邻国的深度多边合作，抛弃名不副实的“反恐”战争，将半死不活的地区“反恐”机制，转化为生机勃勃的区域经济发展平台。
美国对阿战争的错误定性直接影响了阿富汗邻国、尤其是中国西部的“反三股势力”斗争。九一一事件以来，美国的阿富汗战争为了获得大国支持，而同中国展开“反恐”合作。美国国务院在2002年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或“东伊运”）列入恐怖主义名单，美国国防部甚至在2018年动用战略轰炸机和“炸弹之母”，在阿富汗巴达克山轰炸了据说是“东伊运”的训练营地。
如果拜登政府寻求有序撤军，并在某种程度上维持喀布尔现存体制，以及参与战后阿富汗经济、社会重建，拜登政府可以借鉴尼逊终结越战的模式。尼逊政府通过打中国牌，不仅结束了陷入泥沼的越战，而且改善了中美关系，最终实现了中美关系以及美越关系的正常化，为恢复美国全球影响力和中越两国经济繁荣奠定了基础。
在特朗普执政四年，民粹政治将本已恶化的中美关系推向冲突边缘。两国全面对抗不仅深化了既存矛盾，如知识产权、台湾、网络安全等问题，而且在新疆、南中国海、香港等地扩大了新的战线。5G通讯竞争和“带路”基建争夺，则将中美的“线上”“线下”对抗延伸到全球，在各个领域实现了不同程度的“脱钩”。
冠状病毒则将中美双边对抗延伸到多边国际机构中，如世界卫生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甚至联合国。“修昔底德陷阱”、一战前英、德争霸甚至新“冷战”等历史术语的重现，表明了描述和理解中美关系本质及其走向的困惑和困难。
特朗普政府和中国的全面对抗，揭开了中美“反恐”合作的虚伪性和投机性。随着中美战略对抗的升级，美国颠覆了曾经支持的中国“反恐”性质。特朗普政府将在新疆发生的一切，定性为“近乎种族灭绝”的行为，蓬佩奥的国务院直接从恐怖主义名单上祛除了“东伊运”。美国的“反恐战争”在阿富汗及其周边制造了史无前例的浩劫。
破绽百出的美国对阿政策，同美国当初对阿战争的错误定性息息相关。乔治布什在战争伊始，就将阿富汗战争渲染成“十字军东征”或为自由而战的“反恐战争”。这种福音派式的战争动员和定义，健忘了80年代包括奥萨马·本·拉登在内的阿富汗圣战士或自由斗士，曾和美国亲密合作的抗苏蜜月。阿富汗领土上的武装派别对美国利益的攻击，肇始于90年代美国发起的海湾战争，尤其是美国对以色列的庇护和在沙特的驻军。
另外，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九一一袭击者中并没有阿富汗当地人，而是以沙特为核心的阿拉伯外国人。在美国于2011年暗杀奥萨马和2018年斩首基地组织之后，美国在阿富汗的战争实际上陷入了逆向的代理人战争，即支持美国扶持的喀布尔政权，和前政权塔利班进行内战，并以此为借口驻兵阿富汗，震慑周边大国。
摒弃“反恐”战争
尽管中国无法向美军那样攻入阿富汗进行“反恐”，但中国和巴基斯坦、阿富汗和塔吉克斯坦成立了协调反恐的“四方机制”，并在中亚地区围猎维吾尔“恐怖份子”。
奥马巴和特朗普的阿富汗问题策略，不但没有将阿富汗打造成亚欧大陆的交通枢纽，反而事实上将其升级为中南亚地缘政治斗争的焦点。巴基斯坦和印度、美国和俄罗斯、中国和印度、土耳其和伊朗，都不同程度地将其地缘和战略防备、对立、冲突甚至震慑延伸到阿富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