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中印领土问题
2003年6月，印度总理瓦杰帕伊正式访问中国，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关系原则和全面合作的宣言》。该文件规定，从两国关系政治大局出发，探讨解决边界问题的框架。
其一，中印之间有领土纷争的区域都是高寒地区，驻防和开发都很不容易，也不存在什么太大的经济利益，主要是一个政治问题。其二，这个地区如果能够实现共同边境的设想，将会为世界提供一种全新的理念和希望。两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文明古国，能够用他们的大智慧不划定边界线，而是以实际控制线之间的边界面，作为共同管理边境，并且可以考虑设立中印共同交流的设施。
对中国来说，中美建交实际上是为中国对于外部环境的整体认知，从战争转向和平提供了不可少的知识重建的前提条件。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及随后的中苏关系正常化，意味着中国原来的对外备战和国内阶级斗争的判断失去外部合理性。
作者是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
如果我们转变视角，从“边界线”向“边界面”看问题，是否可以将划界的任务作创新性思考，来处理这些边界面的问题？
此外，中国年出境游人数已经超过1.5亿人次，而到访印度的中国游客仅为30万；目前印度在华留学生1万人左右，中国在印度的留学生也不多。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双方之间的不了解，而领土问题长期没有进展，对于双方建立信任和交往的动力是有很大影响的。
笔者认为，这一方面反映了中印两个新兴发展大国都面临战略机遇期，进一步发展自己保持周边稳定的战略需求趋同；但另一方面，在两大相邻国家同时崛起的背景下，中印也必须正视领土问题已经不能靠冷战后形成的维持现状的传统思维，而必须正视边界纠纷对于双边关系的未来带有不确定性的现实，必须发挥主动探索创新性的新思维。
思维创新需要不同角度、新想法的碰撞后形成新共识，笔者在此仅提供一些供参考批评的初步思考。中国领导人在领土问题上提过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创造性思维，是否可以进一步拓展，并在中印案例中创新？
就中印两国的发展来说，1962年的边境冲突后，双方都转入了闭关锁国、自我孤立的战略期。就中国而言，文化大革命和与美苏同时为敌的状况，让中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受到严重阻碍。文化大革命后期，中国开始调整对外政策，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之路。
尽管近年来中印的政治、经济、社会关系发展迅速，但与两国的体量及与其他大国和邻国关系相比，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不高。例如每周往返中国和日本的直航数量超过1000趟，相比之下中印直航在2002年才开通，到目前仍然寥寥无几；中印互设的总领馆仅为三个，中日之间是六个，中国和澳大利亚之间是五个。
首先，从“线”到“面”的思维拓展的可能性。中印目前存在争议的边界有三段，约2000公里长，可以说非常复杂。从确定边界线勘界的角度来说，难度相当大，让人会有一种不知何时才是一个头的感觉。现在双方有的线是“实际控制线”，这意味着双方在这两条线之间会有一个“面”。
中印“共同管理边境”的可能性
8月底，中国和印度边境再次出现紧张。今年上半年，中印边境还发生了流血冲突事件，有媒体报道指这是1962年以来最严重的冲突，引发高度关注。整体上来说，中印双方的领导层和政府都展示了克制态度，对事件进行冷处理。
问题在于，此次事件提醒我们，原有的思维惯性可能已经不够用了。特别是随着两国高速发展带来的内部动态的复杂化，以及国际环境动态的复杂化，例如中美关系的竞争因素加强的新情况，中印在领土问题上可能须要有一些思维上的新突破。
同样地，印度在冷战中奉行不结盟政策，外交上采取自我孤立，经济上采取封闭政策，让印度的国民经济在冷战结束时到了崩溃边缘。无论是国内的发展压力，还是国际格局重大变化的外部压力，都让印度认识到必须适应国内外形势变化的紧迫性。
莫迪回应，印中文明古老深刻，其蕴含的智慧可以为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各种挑战提供启示。中印两国作为世界上的文明古国，在领土问题上应该通过大胆设想、小心求证的方式，创造出新的解决办法，为世界和平处理重大复杂冲突提供新的“中印方案”和“亚洲方案”。
上世纪50年代，作为新独立的民族国家，中印曾经在推进亚洲国家新型国际关系方面相互支持合作，高层交往相当频繁，并共同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然而，50年代后半期开始，由于领土和西藏等问题，特别是60年代初的中印战争，导致两国之后将近30年几乎没有任何交往。在冷战高度紧张的背景下，中苏、中美仍然保持着一些沟通交往；相比之下，印度可说是冷战中与中国交往最少的大国。
第二，“搁置争议，共同管理边境”设想的可行性。1984年，邓小平在谈到国际争端问题时讲到，“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来一直在想，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手段，来解决这种问题……否则始终顶着。僵持下去，总会爆发冲突，甚至武力冲突”。“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可说是解决领土问题上的重大创新思路。
解决领土问题至关重要
1992年至1993年，印度与中国就如何保持边境地区稳定进行谈判。1993年，时任印度总理拉奥访华，双方签署《中印关于在边境实际控制线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这是中印首个处理边界问题的文件。这份文件没有解决中印领土纠纷问题，但是奠定了之后30年处理边界问题上的基本思想基础，即双方都需要一个稳定的周边环境，维持现状是双方都能够接受的一个认知基础。
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的文明古国，在领土问题上应该通过大胆设想、小心求证的方式，创造出新的解决办法，为世界和平处理重大复杂冲突提供新的“中印方案”和“亚洲方案”。
对于印度来说，支撑其孤立和封闭政策的一个逻辑基础，是中印领土问题上的中国威胁，这一点反映在印度在很长时间里坚持，如果不解决边境问题中印关系就不能够改善的观点上。然而，印度要在对外战略上大调整，就不能不绕过中国认知这个弯。
从2003年开始，中印高层互动不再局限于双边，在金砖国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领域可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特别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印度总理莫迪近年来的频繁互访，展示了中印高层战略共识的趋同。应该说，与冷战时代的中印关系相比，现在的中印关系可说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然而，另一方面，中印边界问题似乎始终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1970年5月1日，毛泽东对印度当时的驻华代办米什拉说，“印度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印度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印总是要友好的，不能老这样吵下去”。50年后的今天，中印两国都已经成长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大国，双方关系也已经超越结束吵架。正如中印元首在2019年10月会谈时习近平所指出的那样，要为中印关系发展注入强劲的内生动力，携手实现中印两大文明伟大复兴。
7月初，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同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通电话，就缓和两国边界事态达成积极共识；9月初，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同印度防长拉杰纳特星在莫斯科会谈。这都说明双方有管控问题的意愿。
中国已成功与10多个陆地邻国解决了边界问题，为什么中印就这么难呢？当然相互指责很容易，但解决不了问题。作为世界上仅有的两个人口超过10亿的大国，领土问题和国民感情紧密相连，中印同时崛起带来的自信增加的大背景是很重要的原因。不过，这些困难可能也是让维持现状的思维惯性有生命力的一个原因。
上世纪90年代初，印度开始认识到把领土争端和发展与中国其他关系脱钩作为突破口，作为开启印度的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在这一点上，印度重启与中国的关系的逻辑，与当年的中美建交有一定程度上相通之处。
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大胆结束了闭关锁国的政策，开启了改革开放进程；1982年进一步调整对外政策，将经济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对外关系的主要任务，变成为国家发展提供和平的外部环境。这样的调整让中国在经济发展上取得很大的成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