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冷战结束后，日本保守政治中的新保守主义理念上升为主流，宫泽喜一是最后一位担任首相的宏池会政治家。岸田若长期执政，意味着宏池会可能重新回归日本政治主流。安倍派阀尽管拥有95个议席（几乎是其他任何一个派阀议员人数的两倍），但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这种优势能否持续还很难说。安倍在安保问题上一直很热心，具有比较大发言权，此次涉台言论可以说有党内权力和路线竞争的因素。
而美国政要在受访时说会保护台湾，引发了对于美国是否放弃一直以来对台政策上的“战略模糊”政策，走向“战略清晰”的议论。有学者主张战略清晰更能够避免战争的看法，然而很快白宫又出来澄清说，美国对台政策没有变化，暗示坚持战略模糊。笔者认为，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可以说是一种“战略混乱”，而这种混乱直接导致了同盟国家的战略混乱。
面对中美关系恶化，台海问题升温，日本国内有人将日本定位为中美新冷战的“桥头堡”，必须紧跟美国，甚至不排除有少数人有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打算；但是也有很多日本人认为，应该尽量争取做中美之间的“沟通桥梁”，保持战略灵活度，才最符合日本利益。笔者认为，日本国内对于是否介入台海问题，并没有达成共识。
上周，日本政府刚决定2021年补正预算案中，国防相关预算为7738亿日元（约83亿新元），这是补充预算中的最大规模，与2021年度的一般预算相加，达到6.1万亿日元（约756亿新元），与GDP比达到1.09%。日本也将于明年重新修订国家安全战略。
岸田政府在外交话语上整体仍然会继承安倍时期的内容。然而，仅有日美同盟的巩固，不足以展示岸田特色，这就需要一个稳定和发展的亚洲外交，特别是稳定的中日关系来展示其亚洲外交成绩。岸田文雄12月6日在第207届国会施政演说中，也明确提出要建立建设性和稳定的中日关系。
安倍的表态，是否意味着日本政府在对台政策上的重大变化？为什么他的表态似乎比美国还要明确？明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今后台湾因素将如何影响中美日关系？
从年龄分布来看，此次众议院选举中，70岁以上的老议员的成绩不佳，他们的当选率为43.3%，低于四年前大选的55.7%；与此同时，40岁年龄段的当选率从39.7%增加到了45.5%。这意味着日本政坛的年轻化趋势，在今后几年会进一步发展。
第二，美国近年来在台湾问题上从“战略模糊”转向“战略混乱”，也引发了包括日本等同盟国的战略混乱。特朗普政府后期开始在中美关系中打台湾牌的倾向，已经很明显。拜登政府入主白宫后强调强化同盟网络，印太战略部署的架构也逐渐清晰，可以概括为12345战略：一是指一个盟主美国；二是指两个支点——北锚日本和南锚澳大利亚；三是指美英澳三国军事同盟；四是指美印日澳四边机制；五是指美英加澳新五眼情报联盟。以美国为首的上述架构，在战略关切中都涉及台湾问题。
总裁选举前，自民党内年轻国会议员大约90人，成立党内新团体“党风一新会”，表达对于党内的元老控制（例如自民党四个最重要的职位任职者年龄平均72岁）的不满意。对于这种党内治理改革的呼声，岸田及时并且大胆地回应，提出除了总裁外的党领导层三位主要干部，每次任期一年，最长只能连任三年，矛头直指已经连续担任干事长达五年之久的二阶俊博。
当选总裁后，岸田启用仅当选三次的年轻议员福田达夫，担任自民党第三号领导的总务会长职务；而福田正是上述要求党内改革“党风一新会”的会长。这不仅满足干部年轻化要求，也为岸田在党内团结年轻议员提供了机会。
作为美国最重要的东亚盟友，日本一方面在台湾问题上必须与美国站队，以显示对同盟的忠诚度，另一方面日本长期以来也奉行战略模糊态度，其政策和民意主流仍然是不愿意卷入台海争端的。
当选总裁后，岸田任命甘利明为干事长，高市早苗为政调会长（总务会长是福田达夫）。自民党最高层中有两人可以说是安倍－麻生体制的象征。这一度招致舆论对其投桃报李，延续安倍政治的批评。再加上甘利明由于过去的丑闻，社会声誉不佳，岸田不可能不了解上述情况。
从民间来看，日本奥委会主席山下泰裕和前首相福田康夫，在中国驻日本使馆主办的“一起向未来”北京冬奥之家主题展开幕式上表示，日本将派出大规模的代表团参加北京冬奥会。确实，中日关系应当聚焦正能量，努力抓住机遇，逆水行舟，尤其需要一股多做事、做成事的精神。
台湾问题涉及中国核心利益，而日本对台湾殖民历史，自然让中国人对日本对台政策特别敏感。在分析和看待日本对台态度和政策时，不能够只看中日关系的双边框架，而是要放在中美日三边的大背景下才能够看得清楚。台湾问题实际上也是日美同盟内部复杂博弈的重要课题。
首先是“安倍自民党”转向“岸田自民党”进程中的国内政治博弈的背景。岸田文雄在9月获得自民党总裁选举胜利，并且在10月底的众议院大选中大胜，自民党内力量结构出现从“安倍自民党”走向“岸田自民党”的势头。总裁选举中，岸田当选依靠自民党内主要派阀和元老的支持，安倍支持高市早苗，分散了人气高的河野太郎的选票；而甘利明的支持让岸田获得麻生派的支持。
第一，从战后历史来看，美国将台湾问题作为考察日本对同盟忠诚度的指标，日本在战略表态上受美国的影响很大。美国主导下的旧金山和会，没有邀请海峡两岸的任何一方参加，和约也仅笼统地说“日本与中国和约之事须等到日本恢复主权后由日本自身选择”。这个和约表面上恢复了日本主权，但本质上是将日本紧紧地捆绑到美国的全球和亚洲战略之中。尽管吉田茂首相很清楚，从日本的国家利益来说，必须同北京政府建立关系（正如英国那样），但美国完全没有给予日本这样的可能。
台湾问题在日美同盟内部也有博弈
但过去50年的历史进程，显示中日关系发展从来并非一帆风顺，正能量和负能量都是相伴而行。50年是一个大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相信同中国一样，希望抓住这个难得机遇，稳定中日关系的日本精英和民众，还是主流。
202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大庆之年，半个世纪中日关系，从没有正式外交关系和极为有限的经济社会交往，发展到各个领域全面合作，可以说成绩斐然。
明年的参议院选举，自民党目前来看胜算较大。如果岸田能够在下一次众议院大选中再次获胜，将会对年轻议员流向岸田派产生重要影响。以吉田茂为起点的战后日本保守政治中的自由主义政治家，曾经在冷战中多次担任日本首相，例如大平正芳，池田勇人等。
涉台言论的国内背景
第二，美国需要一个与其在台湾问题上基本立场配合的日本，但不希望日本过度表态，即同盟内部管理的逻辑是美国主导。同盟从来就是两个功能，一个是强的一方保护弱的一方的功能；另一个则是强的一方管理弱的一方，防止后者自行其是，鲁莽行事。日美同盟的美主日从的本质，决定了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言行，不能超越美国的步调和节拍。
由于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和危险性，美国的任何盟友的言行，都必须在可控的范围内。如果说第一点体现了美国要求同盟国家，在台湾问题上展示“忠诚度”的话，第二点则是要求“可控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此次安倍提到台湾有事就是日美同盟有事，似乎有些代替美国过度表态，有打擦边球的意味；究竟美国会如何解读，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但在众议院选举中，甘利明选举失利后辞掉干事长一职，岸田按照自己意愿，安排外交部长茂木敏充接任，扭转了党内最高领导层中现在的二比二格局，实现三对一的局面，有利于岸田巩固党内的政治基础。第二，日本政坛的新老交替，意味着自民党党内的派阀政治将会出现新一轮的重组，岸田派有可能复兴其前身宏池会的巅峰时代。
作者是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
作为美国最重要的东亚盟友，日本一方面在台湾问题上必须与美国站队，以显示对同盟的忠诚度，另一方面日本长期以来也奉行战略模糊态度，其政策和民意主流仍然是不愿意卷入台海争端的。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12月1日与台湾智库对话时指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和日美同盟有事。这个表态立即引发了极大关注，中国外交部当晚紧急约见日本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