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并不像通话时间滞后和幼儿打扰那样简单。正如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在1973年所提出的，正常的社会运行不仅基于“强关系”（紧密关系），“弱关系”（泛泛之交）也同样必不可少。强关系往往会形成密集、重叠的关系网，如我们的密友往往彼此之间同样是密友，弱关系却能将我们与更多样化、更大规模的群体相连。
例如，这可能意味着改变传统的平面图，从旨在促进单独执行任务，转变为鼓励所谓自助餐厅效应的更为开放、动态的空间，而没有什么比在自助餐厅吃午餐，更有助于建立弱关系了。由此可能带来更彻底的重新设计，设计师想方设法制造偶遇，例如通过“以事件为基础”且精心设计的空间。
抵抗上述碎片化现象的唯一解药，似乎是共同的物理空间。办公室可以促进各种熟人之间更深层次的互动，因此能够成为特别有效的矫正措施。
也许未来某一天，有可能模仿人际的缘分，并在网上形成弱关系。但至少目前，在线平台似乎并不具备这样的能力。相反，它们往往主动过滤掉未知的个人或对立的想法，而这是一个在疫情暴发前，就已在加剧政治分化的功能。结果，因强制封锁措施而产生的社交泡沫，变得越来越不透明。
虽然可能仍须进一步验证和同行评审，但初步结果显示，交流圈子正在缩小，人们在更小的联系圈子里交换更多信息。简言之，已有的强联系正在深化，而弱联系则趋于衰减。
无论如何，企业避免完全抛弃办公室，都将是一个明智的选择。这既是为了它们自己——创新、合作理念对成功来讲至关重要，同时也是为它们所在社会的福祉服务。相反，他们可以允许员工更多地待在家里，同时采取措施保证，人们在办公室度过的时间，有助于建立弱关系。
（作者Carlo Ratti目前执教于麻省理工学院，他是麻省理工学院可感知城市实验室负责人，国际设计和创新工作室CRA-Carlo Ratti Associati的创始合伙人，并担任世界经济论坛全球城市和城市化未来理事会的联合主席。英文原题：Reimagining the Office，版权所有：Project Syndicate,2020.）
由此产生的影响极其深远。哪怕对办公空间的需求仅减少10%，也可能导致房地产的价值暴跌。但尽管这对发展商、设计师和房地产经纪人而言是个坏消息，它却可以缓解城市高档化背后的经济压力。
在疫情期间对麻省理工学生、教授和行政人员的数据分析，似乎证实了这一点。我和我的同事构建了同一通讯网络的两个模型，其中一个显示校园封闭前的互动，而另一个则显示封闭期间的交流。
然而，对共同空间的需求，似乎很难回到疫情流行前的水平。像推特这样没有看到生产力下降的公司，会迫不及待地降低间接成本。对员工而言，要适应无须长时间通勤、严格的公司日程，以及不舒适的办公室服装的生活永远都不难。
通过弥合不同的社交圈，弱关系更有可能让我们接触到新思想和新观点，从而挑战我们先入为主的看法，同时促进创新及其传播。虽然视频聊天或社交媒体可以帮助我们维护强关系，但却不太可能建立新联系，更不用说将我们与社交圈以外的许多人联系起来：咖啡师、同车乘客、我们不直接合作的同事，以此类推。
从某种意义上，办公室的死亡已经是一种长期趋势。1960年代，美国未来主义者梅尔文·韦伯（Melvin Webber）就预测，世界将进入“后城市时代”。在这个时代，“人们可以住在山顶上，同时还与企业或其他合作者保持密切、实时和真实的联系。”
1990年代末的互联网繁荣时期，互联网公司的兴起使人们比以往更加贴近这样的未来。就如英国记者弗朗西丝·凯恩克罗斯（Frances Cairncross）在1997年所言，互联网意味着“距离之死”。一旦距离变得无关紧要，按照逻辑推论，办公室，乃至城市，都变得可有可无。
现在看来，我们似乎已到了这一发展阶段。从新闻广播员到办公室文员，曾被认为需要共享工作场所的工作，在疫情期间都改到家中进行。但任何参加过Zoom视频会议的人都知道，尽管通讯科技取得了进步，但与同事进行远程交流，仍然比面对面开会要困难得多。
冠病危机显示，我们掌握了从山顶或者厨房保持联系的工具。我们今天的挑战是利用物理空间，以便可以定期从孤独的山顶下来会面。这意味着，以能增强其最大资产（培养所有密切关系的能力）的方式，来追求办公室的重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