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动用国家巨大权力的更好方式，其实是下达软性指令：政府为私营部门提供激励措施，以生产有益于社会的产品。比如德国就将政府购买担保，作为更广泛支持方案的一部分。其目标很明确：不去命令德国企业生产医疗设备，而是设置适当的激励措施让它们生产。
这并不是想抹煞有机的企业创新和企业家创造力。我们应当赞扬本地烈酒酿造者转产洗手液，或者咖啡滤纸制造商转产口罩的举动；但只靠市场自身调节，显然是无法生产足量个人防护设备、呼吸机和治疗药物的，未来也难以确保人们能普遍接种相关疫苗。
作者Roman Frydman是美国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不完善知识经济学：汇率和风险》和《超越机械市场：资产价格波动，风险以及国家的角色》两部著作的合著者；Gernot Wagner于纽约大学教授气候经济学课程，著有《气候冲击：一个更炎热星球的经济后果》（合著）和《地球会注意到吗？聪明经济学将如何拯救世界》。
版权所有：Project Syndicate, 2020
公共产品（例如国防）显然应该由政府提供，但实际上美国公共部门并不生产国防产品，而是由政府指示私营部门去做。援引1950年美国《国防生产法案》（该法案以在二战期间，授予总统罗斯福极大权力，去掌控美国经济的《战争权力法案》为蓝本）的做法并不罕见。军方每年会根据该法案下达约30万份订单；而这一做法在总统特朗普领导下依然延续。
每当提到必须促使国家“交付产品”，总会让人联想起那种决定鞋子应该生产哪种样式、形状甚至尺码的苏联式中央计划者。国家显然不会以这种方式，去干涉私人产品市场。这样做只会让人回想到指令式经济所导致的人为短缺；但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政府在提供某些商品方面，其实也扮演直接的角色。
英文原题：How to Reset the US Pandemic Response
社会产品的供应常常需要政府提供强有力的激励措施，去鼓励私营部门。冠状病毒应对并不是唯一的案例，缓解或适应气候变化的技术也是如此；而这也是另一个私营部门本身，不会服务于所有人利益的系统性问题。
无论问题是冠状病毒还是气候变化，仅靠企业自愿服务和慈善事业，都是无法解决的。为了充分利用美国享誉世界的私营部门活力，就须要集结联邦政府的权力，以重新引导私人资本和能量，去支持大规模的社会事业。
我们很容易找到美国冠状病毒应对措施的纰漏，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严重缺失。否认、拖延，政治内斗和系统性失灵，导致超过10万名美国人死亡，并加剧了社会和经济危机。自3月以来已有超过4000万劳动者（占总量的四分之一），提交了失业救济申请。但如今美国人却被告知，自己的国家应当回到“正常状态”，而且是在没有做好准备的情况下。
特朗普政府动用《国防生产法案》的方式，既过分干预，又干预不够。它依赖人们所谓的硬性命令和控制条款，并使用法案来“强压”3M和通用汽车，也就是政府给私营部门下达死命令。
相对于德国，美国政府也不存在任何束缚。它可以根据《国防生产法》第三编动用相同的工具：联邦购买担保。政府不愿动用这一权力，反映了一种危险的意识形态认知混乱。
到目前为止，美国联邦政府的应对接连错失了许多时机。首先是没有做好充分准备，以检测和遏制疫情，也没有解决经济下行问题。虽然一开始被扩展到了2万亿美元的救济方案，却未能动用这些资金，去创设正确的激励措施，以动员私营部门力量，解决经济崩溃的根本原因。毕竟没什么刺激方案，能比击败冠状病毒更好的了。
首先要说明的是，大部分的错误都应归因于党派政治，只有民主党人尝试去（在共和党人反对下）通过直接支持失业者、穷人、已患病者和其他弱势群体，来修补美国的社会安全网。但是民主党人也未能成功促使美国政府，去指导和支付私营部门生产那些社会需要，但市场本身无法也不会去交付的商品和服务。
实现这一成果，正如应对气候变化，必须重新思考政府所扮演的角色。苏联的指令式经济，在大多数时期是行不通的，但是正如冠状病毒危机所明确展现的那样，美国式资本主义经济，也不足以满足人们对社会产品的需求；而确保实现这一点，需要一个积极行动且认真对待私营部门的国家政府。
但是特朗普政府一直不愿依靠这项法案，去缓解冠状病毒危机，仅仅在特定案例中动用过，比如指示3M公司优先处理美国政府的N95口罩订单，并禁止将其出口国外；或是命令通用汽车公司制造呼吸机。
美国的应对失据，也已经超越了当今严重党派政治的范畴。这场国家灾难，其实有着更为深刻的根源。
须知口罩、呼吸机和疫苗既不是私人物品，也不是公共物品。它们不像鞋子，某个人对超大号紫色高跟鞋的偏爱，可能会冒犯他人的时尚品味，但不会产生负面或正面的外部影响；它们也不像空气，是一种无可替代且非排他的公共物品。口罩、呼吸机和疫苗都是社会产品，供应这些产品对社会有利，同时政府必须毫不犹豫地确保充足的供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