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的族群、宗教与文化多元呼应教宗提倡的对话精神，但他也关注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社会不平等，还有当红科技人工智能的伦理问题。
方济各在2013年成为教宗后，在圣伯多禄大教堂的阳台首次亮相时，对挤满广场的教徒说：“我的枢机主教弟兄们到世界的尽头找到了我。”身为第一位来自拉丁美洲的教宗，方济各的视野摆脱欧洲中心论，望向边陲，在阿根廷担任枢机主教时坚持深入乡间。他说：“出门在外难免增加车祸概率，与其看教会患上刚愎自用的病灶，我宁愿教会走出门。”
方济各的出访超越福传和牧灵，为了反对恐怖主义以宗教之名发起战争，他促进天主教与回教对话，在与阿拉伯半岛和埃及的回教徒会晤之后，他来到全世界拥有最多回教徒的印尼，在雅加达的回教堂与大教长纳沙鲁丁签署联合声明。
梵蒂冈的地理位置虽在欧洲，但代表普世的教会，自然无法忽略人口众多的亚洲。教廷外交部长盖拉格说：“这里是对话的摇篮。”新加坡是教宗亚太行的最后一站，8月底刚由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所举办了“梵蒂冈与在亚洲的跨宗教对话外交”研讨会，深入讨论亚洲对方济各外交策略的重要性。新加坡的族群、宗教与文化多元呼应教宗提倡的对话精神，但他也关注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社会不平等，还有当红科技人工智能的伦理问题。
方济各也是第一位以“方济各”为名的教宗，纪念耶稣会创办人之一、奠定该会传教精神的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 Xavier）。他在16世纪来到印度与印尼，在日本时萌生对中国的向往，但在抵达中国大陆前不幸在广东附近的小岛染病去世。选择封号方济各，也是纪念800年前出生在意大利阿西西（Assisi）的圣方济各（San Fracesco）。他不仅崇尚清贫，还是自然主义者，呼吁尊重其他生物、爱惜自然。教宗方济各2015年发布通谕《愿祢受赞诵——关心我们共同的家》，揭示当前生态危机与贫穷紧密相关。他在面临气候变迁严峻挑战的巴布亚新几内亚说：“要对过度开发共同家园说不，向人与万物的和谐说是。”
梵中2018年签署的主教任命临时协议将在今年10月到期，尽管有批评声浪，但双方极可能再续约；不断推进的互动，让与教廷维系邦交的台湾相当担忧。当香港教徒热心组团前往新加坡迎接方济各时，台湾却是处境尴尬，担忧方济各在新加坡重演去年访问蒙古时的举动——他在台上拉起香港主教周守仁的手，说出对“高尚的中国人献上最美好的祝福”，隔空向北京伸出橄榄枝，期待下次重返亚太时，能够踏足神州。
面积只有约0.5平方公里的梵蒂冈是全世界最小的国家，但影响力不可小觑，教宗代表的圣座（Holy See），是国际法承认的主权实体，是全世界13亿天主教徒的领袖。一名外交官描述，他到教廷“是找天主教会的教宗，不是梵蒂冈城国的国王”。意大利在19世纪后期统一后，教廷退守到梵蒂冈，失去军队、没有贸易，但保住了外交；外交圈至今流传着：梵蒂冈的消息比任何国家都灵通。教廷的外交人员编制不大，但深入每个角落的神职人员和慈善组织、医院、学校，形成绵密的人际和资讯网络。
方济各也是第一位出身耶稣会的教宗。耶稣会在16世纪创办时，对亚洲展现极大兴趣。方济各也曾经希望到远东传教，2013年他在首度出访、从巴西回罗马的飞机上说：“必须到亚洲去。”随即在2014年访问韩国。这一次，他来到远东的群岛还不够，他还要深入偏乡，在巴新首都莫尔兹比港会见政要和神职人员后，他在澳大利亚皇家空军的支援下，抵达千里之外、与印尼接壤的瓦尼莫（Vanimo），为这个没有自来水、常常停电的雨林村落带来药品，鼓舞兴办学校的阿根廷传教士和从事慈善工作的修女。
地缘政治的变动攸关广布全球的天主教徒处境。方济各早在2014年就指出“碎裂化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正在进行中，在强权争夺全球南方支持之前，他的关怀就落在媒体雷达之外的偏远国家，到过被战争摧残的伊拉克，以及内战不断的中非共和国。国际局势风云诡谲，在俄乌战争和以哈冲突之外，还有许多被遗忘的战争。方济各主张透过对话促进和平，他不忌讳与俄国、伊朗领袖会晤，被批评是姑息绥靖，但他相信和平无法单方达成，对话必须包括意见立场不同的人。他说：“对话不代表妥协，而是为了打造未来，一起往前迈步。”
亚洲还有方济各念兹在兹的中国。毛泽东在1951年驱逐教廷驻华公使，双方外交关系断绝，教廷一直希望促使梵中关系正常化。在化解长期分裂的中国教会问题之外，教廷认为，随着中国崛起，任何国际议题都无法漠视北京的意见，从俄乌战争到气候变迁等。
对话外交
（作者是旅居意大利的台湾记者、社会学博士）
方济各高龄87岁，年轻时就失去一片肺叶，去年动过腹部手术，曾经因为呼吸道感染取消公开活动，膝盖也不听使唤，但身体的不适阻挡不了他远行的意志。飞行超过3万公里后，他在9月3日抵达雅加达，展开他担任教宗以来的第45次国际出访，在印度尼西亚之外，行程还包括巴布亚新几内亚、东帝汶和新加坡。在网络视讯便捷的时代，方济各仍相信面对面、亲自到临是拉近距离、增加了解的最佳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