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美关系从竞争转换成敌对之际，很多国家事实上将被迫面临“二选一”的困境。从历史来看，穆斯林世界和美国的关系走向，主要受到地缘政治和国内政治的影响。
不同于二战和冷战以来，美苏所主导的基本国际关系架构，随着当代国家关系的去集团化和区域化，以及中等强国的批量崛起，中美两国都没有昔日美苏一呼百应的意愿、能力和资源。
冷战后西方阵营的弱化和东方阵营的瓦解，虽然短暂地成就了美国的单极霸权，但随着国际关系碎片化的发展、核武器的扩散、传统和非传统战争的频发、区域组织的蓬勃发展，以及以互联网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高科技，在非西方国家的兴盛，都使得美国无法一国独大地主导国际事务。
（作者是美国马里兰州霜堡州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郑和论坛”主席，专研中国—穆斯林世界关系）
在国际关系碎片化、中美竞争聚焦亚太之际，穆斯林主要中等强国，尤其是民主化程度较高的非阿拉伯国家，即使无法选择在中美之间站队，也不得不顾及国内民意倾向。尤其是作为中国的近邻，及位于海上丝绸之路要道的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在联合国人权会议上对于新疆问题的无奈弃权，反映出其深刻的国内政治，和与外部大国之间的“不敢言”的微妙关系。
同时，美国也在寻找中国的“巴勒斯坦问题”。对美国而言，中国自1990年代以来在新疆进行的“反三股势力”（即所谓的分裂主义、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逐渐显露其地缘政治价值。尤其是中国自2016年在新疆大规模实施“转化班”或“学习班”，让美国认识到这一问题的全球战略价值。
新疆问题本质上是中国对美苏超级大国，在中亚地缘政治突变的影响，而作出的仓促过渡内部反应，来应对导致苏联解体和中亚加盟国独立的美苏长期政治对峙，以及去除美国—塔利班军事对决所产生的安全和主权焦虑。
从长远看，如果新疆问题持续发酵，将严重影响中国和包括东南亚在内的穆斯林世界的关系，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不亚于巴勒斯坦问题对于美国的影响。
巴以问题对美国国家利益和国力造成长达几十年的损失，再加上另一超级大国苏联在阿富汗的折戟，更让美国深刻认识到大国竞争背景下穆斯林世界的重要性。尤其在中美成为新型对手之际，无论是前总统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还是现任总统特朗普的印太战略，都无法回避和穆斯林世界的关系，毕竟中国的很多邻国是穆斯林国家。
新疆问题的长期化以及中美关系的敌对化，使得新疆问题迅速演变为某种意义上的中国“巴勒斯坦问题”。至少从2016年开始至今，从欧美媒体报道到学术研究、到政治谴责、到国会立法，循序渐进，一气呵成，影响深远。
尽管作为新兴国家的美国，早在1786年就接触穆斯林世界，并和摩洛哥王国签署了《和平友好条约》，但主要穆斯林聚居区，无论是近东、中东、北非、南亚、中亚还是东南亚，却很快沦为老牌欧洲列强和俄罗斯帝国的殖民地。自18世纪末以来的美国—穆斯林世界的关系，基本是跨大西洋关系中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
为此，奥巴马破天荒在埃及誓言美国和伊斯兰友好。特朗普政府虽然靠白人民粹和基督教基要主义上台，但在涉及美国全球战略利益方面，毅然支持“阿拉伯北约”建设、同塔利班签署条约撤离阿富汗、向巴基斯坦示好等等，其根本原因都是为了将战略和军事资源东移亚太，应对中国崛起。
随着中国的崛起，以中美关系为核心的国际关系格局骤变。中美贸易战、意识形态冲突乃至军事示威，不但使得两国关系渐行渐远，也不可避免地波及中美各自的朋友圈。2019冠状病毒疾病在武汉暴发和大规模全球传播，无疑使得中国和很多国家之间的关系恶化。
如马来西亚对新疆问题的独立调查，并不是简单的否定西方的指控，而是基于马来西亚国内政治现实所进行的合适表达。作为世界穆斯林人口大国的印尼，在联合国人权会议上的沉默，表明这一问题在印尼社会的高度敏感性，及未来的极大不确定性。
从长远看，如果新疆问题持续发酵，将严重影响中国同包括东南亚在内的穆斯林世界的关系，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不亚于巴勒斯坦问题对于美国的影响。
但是，这一长时段的内部强力反应，并没有随着苏联解体后中亚地区的尘埃落定，以及美国逐步撤离阿富汗而偃旗息鼓，反而从当初的反分裂主义、反恐怖主义，逐步扩大到反极端主义，从因为地缘政治巨变而产生的国家主权的军事及政治斗争，上升到对宗教和族群的大规模转化，将美国和西方世界、突厥世界和穆斯林世界都牵涉其中，使之成为全球人权、族群和宗教事件。
从19世纪末的美西战争开始，崛起的美国开始将触角延伸到欧洲列强的穆斯林殖民地。经过一战、二战、冷战，尤其是巴以分治、苏伊士战争，直到埃以大卫营协议乃至苏联解体，美国不但成功肢解了传统欧洲殖民帝国（如英、法、荷），也排挤了超级大国苏联在上述地区的势力。
尤其在涉及新疆的联合国人权会议上，尽管有很多中东阿拉伯君主国家，和中亚威权政府支持中国的新疆政策，但上述地区的民间社会对此问题的反应，随着时间拉长而越发强烈，如科威特、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出现的议员、民众或非政府组织对新疆政策的鞭挞。
尤其是在东南亚地区的印尼和马来西亚，中国的新疆问题将和印马的国内族群问题、南中国海地区领土／领海争端、中美大国战略（即印太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在该地区的碰撞、几大强国对该地区的统战（如美国、日本、印度）拉拢，以及冠病所造成的巨大损失而引发的经济社会问题等纠缠一起。这些错综复杂的因素有机结合起来，很容易产生政治和社会共振，形成政策合力，甚至不排除在某种程度上，唤醒亚细安成立的初心，即防范来自北方大陆的强国。
美国寻找中国的“巴勒斯坦问题”
但是美国自一战以来以民族自决所推动的反殖民战略和运动，并没有将穆斯林世界拉入其阵营，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自1948年以色列建国，以及犹太政治集团对美国中东政策的游说绑架。尽管美国通过经援和军援的形式花费了巨额经费，但其威逼利诱的中东秩序，不但没有实现和平，反而直接导致美国本土在2001年遭受卡伊达组织袭击。
如同美国通过胡萝卜加大棒政策，获得阿拉伯独裁政权对于巴勒斯坦问题的支持，却无力扭转阿拉伯世界的民意；中国的新疆问题虽然也得到一些穆斯林国家（尤其是中国投资巨大的关键“带路”国家）政权的支持，但这些国家民众和政府在此问题上的隔阂，不但明显而且日益扩大。
正如卡伊达组织首脑奥萨马写给美国题为《我们为何而战》的信件中所指出的，长达80年的巴勒斯坦被占问题是仇恨之源。从巴勒斯坦问题到九一一事件，再到花费万亿美元的阿富汗和伊拉克（甚至某种程度上的叙利亚）战争，不但拖累了美国经济，更让美国认定的竞争对手，获得珍贵的战略缓冲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