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关重要的是，反对党得以广泛参与制订解决这场似乎是百年一遇的公共卫生危机的措施。但是，不能以“国家团结”的名义来模糊朝野的界限。反对派领导人的批评，不应被称为非法的“内斗”。让反对派对政府问责的机制必须得到加强，而非削弱。
俄罗斯总统普京正在让自己成为终身总统。以色列总理内坦亚胡正在削弱议会和法院。欧盟“专制化”先锋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现在可以用颁布法令的方式统治，他想要暂停选举和公投，并给予政府抓捕记者的权力。
为了防止紧急措施永久化，特别是当公众注意力转往别处时，美国宪法学家布鲁斯·阿克曼（Bruce Ackerman）提出了“不断上升的超级多数投票机制”（super-majoritarian escalator）的巧妙机制：法律和政令可以定期更新，但每一次都必须有更大的多数同意。这将能让政治辩论，集中在从新状态回到老常态是否可能的问题上。特别是，这将把焦点放在对基本权利的保护上（想想特朗普政府和英国首相约翰逊政府，企图在疫情期间拥有拘押公民的权力吧）。
紧急状况有两种影响：在民主国家，它们把权力集中在行政部门。要求新权力的领导人通常可以依靠公民的支持。就连从一开始就表现糟糕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受益于“聚旗效应”所形成的团结力量
独裁者呢？反对派领导人和公民社会应该利用仍然拥有的全部空间进行抵抗。不管他们做什么，都会被政府中伤，哪怕是在当前危机暴发前，政府也会指控任何与它们意见相左者为叛国者。
更重要的是，尽管国际社会目前对冠病疫情之外的一切东西都缺乏关注，但发声反对全世界的普京、卡钦斯基（Kaczynski）和欧尔班仍然至关重要。可惜，他们的公民很快就会看到盗贼统治如何导致缺医少药。在这样的环境下，像欧盟委员会这样的机构，密切监控欧盟国家的紧急措施，就变得更加重要。
冠状病毒大流行的特殊之处是，抗议政府的最明显方式已经瘫痪。当普京宣布要修改宪法时，他可以禁止游行示威，因为这会导致病毒传播。当欧尔班取消选举时，他可以说社交距离要求，与必须召集所有人，在同一天前往同一个地方的程序不相容。完全合理的预防措施，可以让专制者完全不受挑战。
许多极权主义者会炮制假危机；而在真危机中，他们可以采取貌似完全合理的措施镇压反对派。2001年9月11日美国遭遇袭击后所通过的反恐法，就常被用来镇压合法的政治异见。
英文原题：Beware Viral Enabling Acts
有很多方法可以做到这一点。它们包括制订程序，使反对派领导人可以在部长发表讲话后立即回应，强调差异，提出替代方案；降低成立调查委员会的门槛；安排反对派日，让选举的输家制定议会议程；甚至任命反对派人物担任重要委员会的主席（议会的许多真正的工作，都是在这些委员会完成的）。政府获得授权可以自行其是，但在所有阶段，反对派都必须有发言权。
（作者Jan-Werner Mueller是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教授，即将出版新著《民主法则》（Democracy Rules））
面临国家封锁和议会暂停，新西兰总理阿德恩提出了一个相当合理的解决方案。她没有结成大联盟，也没有用无条件的“国家团结”来掩盖一切合理的分歧，而是建议成立一个由反对党领导人担任主席，并可以问责政府的特别委员会。
最重要的是，反对派应该支持政府，但也应该提供替代方案，尤其是要严格追究政府的责任。人们经常忘记，民主国家适当地将反对派的作用制度化是多么重要。
毫无疑问，2019冠状病毒是全球紧急状况。同样毫无疑问的是，各国政府将利用这一个紧急状况来加强它们的权力。即使在冠病疫情的威胁消除后，其中一些政府可能也不会让出新获得的权力。
版权所有：Project Syndicate, 2020
近几十年来一直在流失权力给行政部门的议会，应该只选择性地接受有严格时间限制的法令统治，并且必须在传统法治应对危机会出现重大缺陷的情况下才能接受。与法令统治相反，在必须迅速找到疫苗和部署资源时，法治可能非常困难，但绝对没有理由叫停法治本身。这与德国法学家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等著名紧急状态理论家长期主张的观点相反。
另一种影响显然是比较有害的：在已经受到某些社会科学家现在称之为“专制化”（民主化的反义词）的国家，领导人利用冠病危机，消除自己永久统治的剩余障碍。
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在正常的民主国家，议会和法院必须保持运作。但既然商业和学术可以转移到线上，这些机构没有理由不能实现“远程民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