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加利斯南北的差异，就是西班牙殖民者当初政策差异留下来的痕迹。三名学者相信，这种心态普遍存在于英法葡西等殖民者。他们的研究也发现，这种被称为“财富的翻转”现象——殖民时期富裕，脱殖后贫穷，是殖民史上的特点，在此之前的历史考察并没有这样的发现。
所谓包容型政经制度，是指经济自由和依法治理的制度，长期有利于社会中所有人，能不断产生正面效果。法治保护私有产权，有助于维护商业利益，激发人民创造利润的动机；民主内部复杂的制衡机制则能维护法治的独立运作。这一系列机制是整个资本主义和现代经济稳健与长期发展的基石，有助于国家变富裕。
三名研究者得出的关键结论是，自由民主体制才有助于建立包容性的经济环境，从今日富裕国家多是民主国家可以证明这点。这也很好理解。虽然近代也有王权、军政和一党专政国家富裕起来的案例，但无妨于这项结论，因为富裕起来的国家都靠某种市场化机制，但如果这种机制不能坚持并完善，国家的富裕很可能是偏颇或短期的富贵。如果长期坚持并且完善市场机制，政治必然要面对向民主化转型的过程；这是亚洲四小龙的经验总结。
这项研究成果以前殖民地为主，但同样适用于少数不曾被殖民的国家。国家贫富的根本原因在于政经体制能否建设完善，底层逻辑则是国家的权力是否由好人掌握，建国路径选择是否相对无私。即便同是前殖民地，朝鲜半岛南北因为后续体制的选择不同，终成天堂与地狱之别。
三名学者以欧洲殖民史上的多个殖民地为考察依据。评委在得奖理由中，以美墨边界西班牙殖民小镇诺加利斯（Nogales）为例。这地方现在北边属于美国，南边属于墨西哥，两地富贫对比鲜明。学者的解释归结于多数殖民者的心态：在人口稠密的殖民地，较少殖民者愿意长住，统治的政经体制思维，因而多以短期的榨取资源和劳力为主；相反，在人口相对稀少、生活条件较好的地方，殖民者乐于落地生根，在政经体制建设上会采取较接近欧洲宗主国的长治久安，亦即更包容的模式，包括政治民主化。因此，在殖民主义者离去之后，原本人口稠密看似繁荣的地方，却因为没有留下牢固的体制建设，很快就被当家做主后的掌权者胡搞瞎搞，以致陷入长期贫困，原本榨取型的社会建制，继续造福新兴统治者，要改变已经非常困难。
今年的经济学奖相对没有高深的方程式和理论，却有坚强的实证，解释很多攸关人类历史的现象和因果。国家贫富原因的论述历史上还有好些，包括人种素质；晚近甚至有人试图以国家能否集中力量来论证。
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奖课题，是社会制度对国家贫富的相关性。这是当代越来越多学者和普通人在思考的课题，也具有争议性。三名在美国的学者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约翰逊（Simon Johnson），以及鲁滨逊（James A. Robinson），研究成果几乎推翻18世纪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提出的地理和气候决定国家贫富的论断。这一论断影响后世很多人，甚至李光耀说冷气机是最伟大的发明，背后也有这一思维的影子：气候炎热导致人们懒惰，于是严重阻碍工作效率与经济发展。换句话说，赤道附近确实还有很多穷国，但主要原因不是地理与气候，而是良好与包容的制度（inclusive institutions）没有建设起来。
基于这些明显的理由，殖民者对殖民地展开的制度建设有多用心、多完善，决定脱殖后当家的人所能依据的范本有多好。今时今日，我们应该能理解，后进国家更后来的发展结果，其实取决于建国者和人民的选择，不能再往殖民者头上扣帽子了。
疾病是另一个影响殖民者长居与否的原因。印度出现的疾病和健康威胁，比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多很多，对欧洲殖民者来说带来更大的生命威胁，因而更不愿意在印度落地生根。由于不想长住，也就没有动力去改善卫生和杜绝疾病。这是个循环。
摆脱殖民统治后的很多建国者，违背反殖初衷，迟迟不与人民分享权力，又不能带来经济成果，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困于小圈子的权斗或沉溺于圈钱，用瞒骗愚弄手段树立威权，导致人民信任感瓦解，最后只能依靠暴力继续统治，加剧经济的衰落。
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所揭示的，不仅是学者在书斋与田野间总结得出而获得肯定的理论，更是人间血淋淋的教训。
诺贝尔奖评委认为，这一研究和论证提出的解释具有说服力，即社会结构或体制一旦导致榨取型体制（extractive institutions）的出现，固化之后就很难改变，而榨取型体制正是社会贫穷的根源。
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所揭示的，不仅是学者在书斋与田野间总结得出而获得肯定的理论，更是人间血淋淋的教训。
笔者在《联合早报》2007年9月30日《杀戮的“我”和“他”》一文中，列举脱殖以后建国的几种类型。一是非洲那种军阀混战的杀戮战场；二是阿拉伯世界的王权统治；三是变身新殖民统治者的一群人，以走共产主义路线的国家为主，统治手法比殖民者更狠辣；四是相对较好、能切实延续或建立民主体制，让人民享有政治权利也努力建设经济的国家。关于殖民主义的研究也有人指出，英法荷葡西等不同殖民者心态与作风不同，或许也决定他们是否用心建立包容的政经制度。
（作者是《联合早报》高级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