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政府有责任规定私人领域保持冗余，以提供抵御系统性风险的能力。要求银行必须达到最低储备金要求，是有很好理由的，但这方面也有改善的余地。政策制定者最终应该吸取1998年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倒闭的教训，禁止银行将风险从自身的资产负债表，转移到对冲基金和其他资产上。
真正的风险管理改革必须走得更远。首先，美国和世界各国政府须停止一方面将风险社会化，另一方面却不愿与社会共享回报的做法。不设立公共股权就不应有企业救助，私人债权人应该是第一个出局的人。
在美国，政府已经在某些风险方面承担了这一角色，两个例子是战略石油储备和医疗设备国家战略储备。然而，仅仅建立这样的机制是不够的，正如医疗储备无法应付当前的危机那样，它们还须要得到妥善的管理。
在考虑风险时，概率与潜在影响同样重要。在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发生后不久，时任美国副总统切尼提出了后来广为人知的“百分之一原则”。他认为，“如果巴基斯坦科学家帮助卡伊达组织制造或研发核武器的可能性为1%，我们就必须在应对上将其视为一个确定事件”。尽管切尼的说法无视事件发生的真实概率，且多半是在做政治秀，但与政府应如何考虑系统性风险的思路非常相近。
此外，从德国总理默克尔（物理学博士）或爱尔兰总理瓦拉德卡（普通科医生）成功处理危机的表现来看，政治领导人拥有科学背景也有助于抗击疫情。此外，大多数最有效策略是由女性领导的政府实施的这一事实，也绝非偶然。
那些反应速度较慢的地区（比如纽约市）的死亡人数则要高得多。在美国国家层面，总统特朗普对冠病的灾难性应对，也可直接归因于风险意识的缺失，这始于其政府于2018年解散国家安全委员会下属疫情应对小组的决定。目前非常清楚的一点是，基于科学和情报的风险评估，对于有效的政治领导至关重要，特朗普却习惯于让这两者服从于他的本能“直觉”。
认真对待系统性风险是对治理的终极考验。那些通过考验的人都知道，应该在出现极少数高度传染性的病毒病例时，就封锁一座城市或整个国家。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克拉拉县公共卫生官员科迪和新西兰总理阿德恩，在面对冠病时就做到这一点；而她们坚决果断的风险管理，也取得极为良好的成果。
当然，不称职的领导人不只存在于美国，即便是高效的个别领导人，也只能做这么多。体系也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版权所有：Project Syndicate, 2020
尽管完全可以预见，但冠病还是几乎令所有人措手不及，暴露出我们缺乏准备。随着其他可预见的灾难即将到来，我们再也没有理由推迟建立韧性。对系统性风险的充分重视，将不可避免地引来一些反对之声，因为韧性意味着冗余，而冗余通常被认为是效率的反面。不过，这个结论只有在人们着眼于一个短的时间跨度，或完全忽略外部成本的情况下才成立，而各国政府都不应做这两件事。
2019冠状病毒疾病病例的指数式增长，不但为公众补了一堂数学计算速成课，也是一场对系统性风险的压力测试。尽管现在下定论还为时过早，但已经很明显的是，美国及其现任领导层，将须要进行重大改革。
由于强调灵活性和效率，美国长期以来可说是全球最具活力的经济体之一。然而，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施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所观察到的，在危机时期，美式活力所隐含的“减震器”缺失问题就会表露无疑，更别提严重的不平等现象了。
作为最后的保险人和投资者，政府完全可以在形势有需要时，领导一场暂时但彻底的经济重组。无论是应对疫情还是诸如气候变化这类规模较大、但发展缓慢的危机，政府都必须全面评估其风险，并确保金融、能源，卫生和运输系统的运作，能服务于更广泛的社会优先事项。
如果要说冠病教会了我们什么，那就是推迟审慎的决策，不仅会在未来产生更高的边际成本，更将使我们走上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并很容易导致一场灾难性的终结。
英文原题：The Leadership Failure That Will Cost Us Everything
然而，致命疫情还只是即将出现的许多潜在威胁之一。其他潜在的“大事件”包括全方位的网络攻击、与1859年卡灵顿事件（摧毁了地面通信设施）规模相当的太阳风暴、东京或美国太平洋西北地区的大地震、气候变化所引发的各类灾难等。
作者Gernot Wagner是纽约大学气候经济学临床副教授，与已故经济学家韦茨曼（Martin Weitzman）合著有《气候冲击：地球变暖的经济后果》（Climate Shock: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a Hotter Planet）
很少有人诟病巴菲特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向高盛和美国银行投资数十亿美元时所商定的有利条件；而代表公众运作的政府，应当是所有人中最老练的投资者。
在冠病疫情过去后，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将须要加强防御各种迄今未得到充分重视的风险，而这必须从增强国家和多边的流行病应对能力开始，尤其是要增加对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世界卫生组织，以及其他相关部门和机构的投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