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妥协就无法达成共识，因为社会共识不是社会共同体成员的意见、主张、立场的绝对一致，而是某种相互妥协的一种方案。倡导文明社会，就需要更多的妥协意识。可是冠病疫情期间，网络舆情显现出的“不妥协”令人吃惊，更令人担忧。

这个世界正处于社会大分裂之中。法国的“黄背心运动”反衬着法国社会的分裂；英国的脱欧尽管成功了，但英国社会似乎更显分裂；美国的总统大选也许会加速美国的社会分裂；香港社会处于分裂状态是不得不承认的事实；台湾的社会分裂不是现在进行式，而是有相当长的时日了。

第三，同中国社会的结构性分化及相关的利益对立有关系，这些对立背后或相关联的，是政治观念的分歧与价值观的对立。人们不难发现，近些年来在中国，价值观越来越撕裂，极左与极右的、民族主义的、自由主义的、文化复古主义等等，不一而足，让人眼花缭乱。官方所推出的核心价值观，显然只是一个组合；加上官方可能出现不当的操作，为社会各色人群提供了各自演绎的无尽空间，这么一来，价值观的分歧自然难免。

较之于其他分裂如政治分裂，社会分裂更有基础性及根本性，所以其结果可能更具危险性。应该通过什么途径整合社会以防止走向分裂？世界科学家正在努力寻找疫情的解药，研制对付冠病的疫苗。应对社会分裂的疫苗何在？有解药吗？如何防止？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的灵丹妙药，唯有寄托于找出各方共享的信念或价值。价值观看似无形，却是我们社会的粘合剂。

如果只用一词来说中国社会的分裂，那就是“极化”。“极化”就是会不顾对方的理由与观点而加以反对或批驳，甚至根本没有搞清对方说了什么，只要非我“族类”，一切都加以否定。目前在各种政治、社会等热门话题上，无不出现分歧，甚至不会留意到对方（立）的意见。冠病疫情下分裂性的症候可以归纳如下。

第一，不妥协。从个体来说，“不妥协”或许是其性格坚强的表现，可能值得赞许，例如，面对外敌，誓死不妥协，那是民族大义。可是，不妥协于社会绝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人们常常认为，民主其实就是妥协的机制，妥协并非不民主，恰恰相反，不妥协绝对与民主无涉。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来倡导协商民主，就是要建构一个利益可以协商和妥协的空间，妥协就是商量。

第三，冷漠与犬儒主义。近来一些发生于中国的暴力血案，社会有些人的不幸或无助，得不到社会的反映与应有的帮助，这就是社会冷漠。冷漠也是社会分裂的一种，因为背后是社会阶层间差距的扩大和隔阂的变深，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团结。犬儒主义则是社会分裂在精神层面的表现。现代犬儒主义的实质就是对于现代世界的彻底不信任，而信任是社会团结、合作的基础。官方似乎并不在意这个分裂，但它可能成为社会全面对抗的前兆。

我称之为“事件”，不仅在于社会各方对《方方日记》的评价不一，产生了严重的分歧，更重要的是出现不共戴天、势不两立的态势，成为一种社会现象，社会可能出现的一种趋势。但是，这绝不是什么多元的呈现，相反，恰恰是中国社会撕裂的表征，怕是在疫情后社会走向分裂。《方方日记》反映出中国社会走向分裂的危险。社会分裂极有可能变成分裂的社会。这尤其是必须警惕的事。

这次是武汉人与湖北人，下次其他地域的人也会受到不公平、不友好待见。疫情期间所出现的地域分裂的严重程度罕见，以致于湖北省委书记应勇呼吁全国“善待湖北人与湖北农副产品”，连中国《人民日报》也出面发表评论，认为“那些发表歧视言论、实施极端行为的人，缺乏现代公民应有的素养与道德”，向全社会表明“善待湖北人，就是善待我们自己”。

冠病疫情期间，“别了，我的同学群！”这样的感叹在中国微信群中常常出现。“同学群”可“别”，但社会呢？难道我们要同自己不可须臾脱离的社会“别”了不成？

第二，网络社会的特性强化了人们观点、立场的极化现象，尤其在人们面对公共危机时。在网络时代，“极化”现象尤其明显，就是网络本身的特征。现在全世界包括中国在内，社会大众对社交网络及其媒介的过度依赖，已成为一种世界性现象；社交媒体正对整个社会的情绪基调、社会共识甚至社会价值观念，带来极为深刻的影响。

社会分裂症候原因

此外，我们还通过疫情看到中国社会底层与贫困群体日趋的边缘化，同主流社会区隔开来，并且日益代际化，表现出与社会分裂的趋势，造成一个越来越远离主流社会的社会群体之出现，以及相随的反社会行动和主流社会对其的排斥。与此同时，疫情让人们看到中国民粹思潮的突起与激荡，而这恰恰是社会分裂的突出表现。不管出于何种原因，民粹主义的煽动或激荡，结果只能是社会的分裂和动荡。

不宽容的另一个现象就是冷漠和犬儒主义。当然，不包容、不宽容是社会分裂的表现，也是社会分裂的原因。荷裔美国作家房龙在其名作《宽容》中，总结了人类不宽容的根源在于恐惧：“不宽容不过是群众自我保护本能的一种表现。恐惧是所有不宽容的根源。人要是不在恐惧的影响之下，是非常愿意正直和正义的。”问题在于，疫情期间人们所表现的不宽容，背后的“恐惧”是什么？人们又为何“恐惧”？

美国政治学者福山教授在《大分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中，分析和研究了美国和西方主要国家后发现，在工业文明向信息文明过渡时，“西方社会使人团结在一起的那种社会联系和普遍价值观念正在减弱”，社会分裂正在发生。因为说到底，社会分裂是“社会联系和普遍价值观念的弱化”的结果。对中国社会精英来说，更应该主动找出同社会弱势群体、底层大众共享的信念或价值。

社会分裂的症候

第四，地域性的分裂。地域的歧视在中国历史上不是没有出现过，但是在社会进入如此大流动、大开放的时代里居然出现，这恐怕前所未有。地域分裂表现为身处武汉、湖北疫区的武汉人、湖北人成为“病人”，接着湖北的身份证、车牌号等等受到不公平对待，他们也不获友善待见。地域分裂实际上是中国社会分裂的一种表现。

第二，不宽容。不宽容可以表现为偏见、狭隘、妒嫉和排他，人们不难发现，这些表现在疫情期间成为一个社会现象，而不只是个体性的。偏见表现为社会偏执性格，而偏执又往往同心胸狭隘、妒嫉联系在一起。不宽容往往会排斥理性与必要的逻辑思维。只要观点，甚至只要立场，不需要理性分析，不需要证据，不需要论证，不必说理，口号加帽子就行了。

面对发生在武汉，随后在全中国和世界传播开来的2019冠状病毒疫情，中国的网络舆情十分活跃，各种观点、主张争论异常热烈，或者说是激烈，各种立场明确清楚，好像也没有什么模糊的空间，这恐怕前所未有。微信群分裂了，朋友圈分裂了。最典型的莫过于《方方日记》之“事件”。

第一，舆论带偏了。必须承认这一点，无论官方还是中国社会本身，都难辞其咎。

社会分裂症候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下列三个方面。

中国社会分裂的症候有哪些？法国政治学家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分析了社会分裂：贵族与资产者的隔离、资产者与城市下层阶级的矛盾、贵族及资产者与农民的分离、贵族内部以及资产者内部的四分五裂。托克维尔说的主要是阶级、阶层间的分裂之事。而说到冠病疫情造成中国社会分裂的症候，恐怕已经超出阶级、阶层间的事了。

（作者是中国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学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