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是，民间的意识形态争论，仍没有克服打棒子、扣帽子、挖人阴私、造谣抹黑等恶习。这种文革遗风，即便只是少数人使用，也会败坏氛围，不利于理性、平和的辩论，不利于增进改革共识，应极力革除。

随后，是由红渐渐转黑。促成这种转变的，是西方社会对中国指责甩锅所激起的自卫心理。方方日记以不常见的高效率在海外出版，而且显然被用来抹黑中国。这件事让批评声音炸开了锅，也让她的支持者感觉有些理亏气短，难以招架。

五是，不能忽视代际差异。批评方方很激烈的，有不少年轻人。他们对政治不感兴趣，但是成长于中国高速进步的时代，有很强的民族自豪感。年轻一代在此次疫情中的表现让人感动，值得点赞。但也要警惕过于自信，乃至骄傲的心理。不要忘记，中国如今的成就，正是更具反思精神、更加谦虚谨慎、更愿意向西方学习的老一辈所开创的。这一辈人并非不懂得地缘政治、大国博弈和文化冲突，只是更善于把握、兼顾。这些都需要年轻人学习。

此前，批评者就预言，方方日记无异给西方反华分子“送子弹”。至此，很多人表示对方方“粉转黑”，甚至十分愤怒。对方方的人身攻击、网络起底越来越多，还爆出一些真假难辨的事情，再次显示了民间意识形态争执中，一种十分不好的作风。

三是，大国博弈的根本，在于做好自己的事情。甩锅别人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但为了防止甩锅而护短，同样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这种心态不仅政府会有，社会大众也会有。西方媒体对华偏见由来已久，从不缺少炒作、抹黑的题材。为减少一点国际口水，收紧国内批评空间，减少政府的压力和改进动力，是舍本逐末。

接着，是微信“朋友圈”（主要的民间舆论场）的大撕裂。随着抗疫工作走上正轨，疫情渐渐得到控制，人们也慢慢恢复了信心。举国抗疫的悲壮氛围，各省援鄂的可爱的白衣战士，火神山、雷神山医院高效建设，确实让中国人振奋、感动。而疫情出人意料地在海外肆虐，让人看到许多国家抗疫的混乱无序，对武汉早期的事情多了一点宽容。

二是，中国民众很习惯从大国博弈、意识形态斗争、国际舆论战等视角看问题。政府的宣传对此有一些影响，但更多还是在中国近代特有的经历之下，所形成的强烈的民族心理习惯。这种习惯也是双刃剑。一方面，能够在大国博弈加剧的情况下，产生凝聚力；另一方面，也容易放大威胁，让外交压倒内政，使“团结一致对外”，压倒理性争论来推动改革。

（作者是中国吉林省的文化传播公司法律顾问）

湖北作家方方，在武汉封城中写下60篇日记，记录个人见闻与感触，并在她的微博上陆续发表。这些日记，在最初惶恐、混乱的日子里，如同武汉城中的私人来信，弥显珍贵，迅即引起了中国社会极大关注。随之而来的，是令她颇感意外的毁誉交加。

而方方日记凄婉哀伤的风格，以及对政府的一味批评，已然有些跟不上民众心情的变化了。对日记的批评增多：如道听途说、不准确；只写悲惨、不写悲壮、不全面；凄凄哀哀、矫情做作、不振奋，无助于抗疫。甚至还出现了人身攻击。这种撕裂，很大程度上回复到自由派与建制派对立的常见场景，背后潜在的核心问题，还是如何评价中国的抗疫工作，如何评价政府和体制在抗疫中的作用。

先是“大红大紫”。起初，方方日记以一位普通市民的视角，充满同情、悲悯的有温度的文字，以及对政府工作的愤怒、批评与质疑，激起了广泛共鸣。其沉重、压抑、灰色调的叙事，与官方鼓劲加油、不乏自我表扬的正能量报道，很不一致。

官方的态度也很耐人寻味。疫情之中，互联网管理有所收紧，但仍对方方日记予以放行。《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多次发声，主张社会宽容、接纳类似声音，即便会有一定的代价。也许，是吸取了李文亮事件的教训，抑或深知方方日记对抚慰群众的心理创伤，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可畏民意如水，既能载舟覆舟，也常变动不居。疫情的进展翻转了很多叙事，驱动了舆情变化，方方日记也经历了一场民意“过山车”。

上述联想，似乎有些离题。但了解中国民间舆论纷争的人们，应不觉得离题太远。

毫无疑问，方方流失了大量支持者，其中不少人直接变成批评者。在他们看来，方方日记之前更像“伤痕文学”，现在简直像有意无意替西方反华派所凑的“黑材料”。如果从政治立场看，似乎有一条脉络：最初自由派、中间派和相当一部分建制派都欢迎方方日记，逐渐变成自由派、建制派分别归队、中间派分裂；最后日记在海外出版，除一些坚定的自由派外，大多数人，或多或少都持有反对态度。

不管怎样，方方日记及它的红与黑，几乎是这场疫情中最受瞩目的文化事件。评说其价值、“功过”，好似评价政府抗疫中的得失一样，略微复杂。倘若跳出争执本身，从这件沸沸扬扬的事情中，也能获得一点启发。

一是，民众并不盲从，有独立的判断力。这种判断力既体现在对政府抗疫的评价上，也体现在对西方舆论的反应上，方方日记只是大众表达的一个载体。多数人并不预设立场，他们愿意、也能够比较客观地看待体制的优势劣势和政府工作的得失。即便自由派、建制派，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会在具体事情上，根据政府作为加以评断。互联网时代，所谓正面宣传，或负面宣传，其作用也许都被高估了。更多的资讯，有助增强公众判断力，而不是相反。

正因不一致，才给人们带来了宣泄出口，让方方日记大受追捧，获得了“敢言”“史笔”“社会良心”“真正的知识分子”等赞誉。誉之者非不知过誉，意在为不同声音张目、撑场，借以表达对政府的不满，以及对“歌德派”之不屑。这段时间，方方日记在民间舆论场里“大红大紫”，甚至代表了一种“政治正确”。以至于，对日记的批评会被视为吹毛求疵、缺少宽容。这也埋下了后来激烈争执的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