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冠状病毒疫情面临着同样的境况，国际社会正在因防堵疫情的责任问题而相互指责，使得本已脆弱的国际社会遭到更大的撕裂。相互指责不能解决当前的疫情危机，还可能使国际社会在疫情之后，迅速陷入到难以自拔的地缘竞争之中，甚至出现重大军事冲突风险。
美国在3月初疫情逐步失控之时，一些共和党议员开启了集体指责模式，认为中国在疫情初期信息不透明、封城不严密、故意扩散病毒等，然后要追讨中国责任，要求中国赔偿。
当前的疫情指责主要体现在：美欧之间为了争取更多医疗资源而相互指责；欧盟内部小国指责德法等大国没有尽到人道主义责任；美国各州之间、两党之间无法有效协调而相互指责；但最具破坏性、最有风险的指责是当前的“追责中国”论。
追责中国不具有合理性，是病毒政治化的结果。追责中国，忽视了中国在阻截病毒传播和国际援助过程中所做出的贡献。追责中国，并不能避免人类下一次危机的爆发。追责中国，是某些国家逃避自身责任的表现。追责中国，意味着找错了敌人，在危机中迷失了方向。国际社会必须意识到，追责中国只会带来更大的危机，而不是缓解了危机。
相反，美国等国家如果能从追责中国的冲动之中摆脱出来，本着化危为机的精神，反省自身，总结应对疫情的经验和教训，国际社会才会有能力和信心去面对下一次危机。
但是，病毒的传播链条可以无限追溯，全球所有国家都在这个传播链条之上，一直延伸到无法识别的动物身上。更重要的是，这个链条是循环传播的生态闭环。这个生态闭环中不仅责任主体难辨，而且根本无法追溯。因而，追责病毒责任本身就是一种错误的政治思维。
全球变暖仍然在影响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人工智能、基因编辑等新兴科学技术所带来的人类存在性危机，在地平线上若隐若现。因此，国际社会最好停止语言上的讨伐与追责，让科学优先于政治，为人类的下一场重大危机做好准备。
印第安纳州共和党参议员班克斯推动多名议员签署议案，指控中国在疫情早期犯了很多严重的错误，如不重视病毒、拒绝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等。佛罗里达州的贝曼律师事务所提起了集体诉讼，指控中国故意掩盖疫情信息，声称中国对病例报告的延迟发布违背国际法。拉斯穆森报告的民调显示，约42%的美国人认为中国应该赔偿。与之呼应，欧洲和印度的某些官员也在煽动这种追责中国的舆论。
因而，人类真正的敌人是具有超强传染性的新病毒，而不是传播链条上的某个环节。基于此，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将某种病毒归咎于某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先例，也从来没有要求某一个国家来承担责任。西班牙流感、伊波拉病毒、兹卡病毒等都没有展开追责。病毒对国际社会都造成了伤害，是人类共同的敌人。抗击病毒是人类共同的责任。
追责中国没有历史先例。传播病毒是人类每一个个体都可能犯的错，但不是故意为之的罪。病毒无国界意识，无身份意识，隐匿性强，很难防范，其传播不能归咎于某一个国家或某一个群体。试想，如果冠病病毒的传染性没有如此强大，很可能疫情在武汉就被控制住了。
但是，追责中国在逻辑上行不通。大自然是病毒的源头，追责中国政府不具有逻辑上的合理性。一些人认为中国政府的责任在于没有阻止最初的传播，其定罪逻辑建立在病毒的传播链条之上。
追责中国违背一些基本事实。中国在疫情之初的信息披露存在着延迟的瑕疵，但并没有掩盖信息的动机和表现。武汉中西医结合医院医生张继先12月27日最早上报疑似病例，并被疾控部门重视；武汉卫健委12月31日上午起就开始向全社会预警。两件事情的发生都早于李文亮医生12月31日下午5点的信息发布，说明疫情信息本身并没有被掩盖。
此次疫情之后，如果美国等受到伤害的国家沉浸在追责中国的狂躁之中，或者在国债、贸易、台湾等问题上加大对中国的压力，逼迫中国赔偿或让步，将会造成比冠病疫情更为严重的国际政治危机。这是疫情之后国际社会所面临的最大风险。
（作者是浙江大学国际政治所副教授）
冠病疫情如同一道旋转之门，既可能通向更大的地缘政治灾难，也可能通向更加紧密团结的国际社会。相互指责将使国际社会在危机中越陷越深，而反省自身才会让疫情危机变成社会团结的机会。
本质上，这场疫情是人类共同的失误，也是人类共同须要承担的责任。指责靶向不应该是某一个国家的政府，而应该是人类对自然环境的过度使用、对动物生存环境的野蛮破坏、各国低效的公共卫生体系、政治超越科学的官僚主义、大众消费狂欢的资本主义等。
李文亮被武汉公安局问询事件属于地方政府的执法失误。部分媒体曲解了该事件的性质，将一个地方政府粗暴执法的行政问题，转换成一个隐瞒信息的重大国际政治问题。1月3日以后，中国政府一直与世界卫生组织分享信息。如果以此来追责中国，会让中国人倍感冤屈。
当一个群体遇到一场突然到来的挫败时，其成员总是习惯于指责他者，推脱自身责任。在相互指责中，指责的目标不断脱靶，导致最初的指责演变为一场新的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