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党是选举政治中的美元，所以很难预测其价值将如何受到经济和地缘政治不确定性的影响。
第三个因素是，经济和地缘政治状况将如何影响选民。
在大多数国家，经济状况是选举的最佳预测指标。经济动荡或不确定性越大，可能投票反对政府的人就越多。
低估这一抉择的复杂性是愚蠢的。因此，反对党对如何向前发展依然意见分歧，实不足为奇。
2020年的最重要问题是，政府对网上平台的巨额投资，是否能让执政党在本届大选，首次使互联网加强而非削弱本已巨大的线下优势。
然而，这是个谬论。反对党的不团结反映了选民对他们想要的政治竞争缺乏共识。不同的选民会被不同类型的反对党所吸引。因此，没有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案，既可以满足反对党铁杆选民，又可以吸引中间选民、首投族和可能想要琵琶别抱的行动党忠心支持者。
例如，一个承诺提供免费医疗以显示自己与行动党迥然有别的政党，无疑会吸引一些选民，但也会令许多可能认为此类承诺在财政上不负责任的人敬而远之。
当时，所谓的“卜基预测”在WhatsApp上疯传，这些预测说，反对党，尤其是工人党，将赢得至少四个集选区和四个单选区。按照这种情况，真正开出这些盘口的卜基可能已经破产。
网络空间的本质是开放的，无论占主导地位的组织投入多少资源，它们在让自己的内容迅速传播开来或阻止对手的内容疯传方面，所能做的只有这么多。
反对党有弱势者优势
一方面，全球格局显示，在这个不确定的时代，选民对建制派政治人物极为抗拒。但对行动党来说，该党得票率最大的一次增幅却发生在2001年大选，当时距离九一一恐怖袭击还不到两个月。
这也意味着，如果对反对党的攻击被认为做得太过火，可能会引起选民的反弹。
他面临的一大障碍是，许多年轻的新加坡人对他担任国会议员的日子没有印象。他们在2011年总统大选才认识他。批评他的人认为，他的动机是出于私利，以及他坚信自己被剥夺了当选民选总统的机会。陈清木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想要重现昔日行动党的人。问题是，是否有足够的人能分辨出过去和现在的行动党的不同。
行动党犹如美元
陈清木带来变数
（作者是香港《南华早报》副执行总编辑）
第二个搅局的因素是陈清木。主要的反对党在吸引更可靠的候选人方面做得很好，包括那些简历甚至被行动党认为是上佳之选的人。
尽管如此，许多选民仍将继续利用选票来取得理想的制衡程度，而不是决定谁应该在可预见的未来治理新加坡。
然而，陈清木加入反对党阵营却是前所未有的情况。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后座议员，而曾是行动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一名值得信赖的成员。
网络谣言如何影响选民，我们可以从2015年大选略窥一斑。
作为一家读者主要来自网络的报纸的编辑，我知道，在这个领域保持竞争力现在是一门大生意。数据分析将在这次选举中发挥前所未有的重要作用。互联网已经变成一场军备竞赛，金钱可以改变现状。
但这也是因为行动党和世界上许多政府一样，已经接受互联网和社交媒体。
我想重点谈谈三个相对稳定的因素，这些因素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相信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它们虽不新奇，但可能有助于我们的讨论。
小政党最渴望结盟。它们中有四个最近就组成反对党联盟，并希望陈清木能领导它们。我不认为这个联盟会提高这些政党的胜选机会。
它们得到非官方参与者的支持，比如“关于人民行动党的不实传闻”（Fabrications About The PAP）、“反对党编造的不实传闻”（Fabrications Led by Opposition Parties），以及许多已知和匿名的键盘战士。
首先，在争夺人心的网络大战中，谁真正占上风？
问题是，他是否会为别人铺平道路。我认识一些在事业上名成利就，而现在想贡献社会的新加坡人，他们觉得新加坡须要一改故辙，而不仅仅是按方抓药。他们在问自己：我怎样才能最好地给新加坡带来质的改变？如果他们是建制派，他们可能从未想过加入反对党。但现在情况有变。陈清木会否激励更多的建制派精英挑战行动党的统治地位？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陈清木的表现，以及他如何抵御行动党必然对他进行的口诛笔伐。
同样，政府最近援引《防止网络假信息和网络操纵法令》（简称POFMA），向反对党政治人物发出一连串的更正指示，可能旨在向新加坡人证明，许多反对党的观点是没有多少事实根据的，但这反而可能加深人们的不公平印象，尤其POFMA只有一种运作方式，即反对党政治人物不能用它来纠正行动党政府的虚假陈述。
这种转变的部分原因是，互联网不再是少数人关注的领域；它现在更多地反映了普罗大众的情况。面簿曾经是很酷的年轻网民的天下，但现在每个叔叔阿姨都有自己的账号。
三个未知因素
行动党肯定希望，政府对工人党处理其财政的指控能够说服选民，在管理市镇理事会上，工人党不值得信任。
在来届大选中，反对党可能会从经济增长放缓中获益。抑或是，选民可能会在行动党领导层更新之际，响应其对秩序和稳定的呼吁。
新加坡人对他们想要的政治风格也有不同的看法。一些人更喜欢反对党议员说话慎重而合理。其他人则希望反对党采取更大胆、更具对抗性的作风，以示他们能够在国会辩论中压倒部长。
互联网是一场军备竞赛
首先，反对党并非候任政府，而这也不是大多数选民对他们的期望。反对党的作用是发挥对执政党的潜在制衡，是国民向人民行动党政府施压的一种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加坡根本不是绝对两党制或多党制，后者的选举事关政党争夺统治权。
或者，这可能是企图操纵公众舆论的伎俩。也许是反对党为了激励它们的支持者才散播这些谣言？但政治学者比维尔星（Bilveer Singh）等观察家一致认为，反对党会大胜的谣言让行动党得利。比维尔星指出，这可能使中间选民“临阵退缩”。
因此，虽然每一次选举都是一场猜谜游戏，但大多数猜测只是关于新加坡人在特定的选举周期中，究竟寻求何种程度的问责。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我们甚至不知道各政党的武器库里有什么。我们虽可以关注各政党的社媒官方账号，但没有人在监测它们是否能够并确实对选民进行精准宣传，或者它们如何在网上操纵民意，利用网络巨魔或虚假账号等等。
今年大选年会有三个新出现且难以预测的未知因素。
这些抹黑行为很有可能不仅会被公众嗤之以鼻，甚至会激发选民支持陷入困境的反对党。还记得工人党是如何通过一篇网上贴文，便在三天内筹集到100万元的吗？这是行动党所不能忽视的一个现象。
工人党是过去25年来最成功的反对党，其克制和谨慎的做法或许有值得称道之处，但这也激怒了更多缺乏耐心的反对党支持者。对于派谁参加大选以及所推动的议程，刘程强一直非常谨慎。这并不奇怪，刘程强的前任、已故惹耶勒南所领导的工人党被行动党击垮时，他亲眼目睹了一切。自刘程强接手工人党以来，该党一直在确保每个党员口径一致；没有口无遮拦的大嘴巴；他们几乎和行动党一样，都对媒体充满戒心。
工人党抗拒结盟
新加坡则不同，因为行动党是组成政府的天然选择。新加坡人对行动党有着矛盾的情感。当经济不景气时，你可能会责怪行动党，但你可能会把它当作安全港。这种内心冲突在中间选民尤其明显。
选民缺乏共识
本文是她在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政策研究所举办的新加坡透视论坛2020研讨会上发表的演讲（黄金顺译）
传统上，新加坡民主党有着与工人党截然不同和更大胆的政纲。不过，徐顺全博士所领导的民主党在大选的表现乏善可陈，这是颇不寻常的现象。自1991年全盛时期以来，它在大选的表现一直低于反对党的平均水平。目前尚不清楚这是不是其政纲、问政风格或个性所致。也许在贬损徐顺全一事上，行动党是做得如此成功，以致于他所领导的政党至今仍无法赢得任何国会议席。
牛津互联网研究所（Oxford Internet Institute）去年做了一项覆盖70个国家的重要研究，发现各国政府和政党都在以各种方式操纵社交媒体或制造虚假信息。这些方法包括利用社交媒体来影响公众的态度、利用电脑宣传压制人权、抹黑政治对手，以及淹没不同意见。外国政府也曾利用类似手段在其他政体制造麻烦。
由于反对党候选人有弱势者的优势，选民会对他们较为宽容，只要他们没有某些无法为人所接受的缺点或犯下严重的错误。
但是，执政党和政府并没有袖手旁观。特别是2011年大选之后，它们全力投入这场网络战争。政府部长和机构已在面簿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这种进退两难的局面并非新加坡所独有。美国的民主党和英国的工党也是如此：当你是反对党时，你是向中间靠拢，还是更加左倾？
这就像当美国的问题引发全球动荡时，美元是如何自相矛盾地保持坚挺甚至走强。货币市场出现的是一股追求质量的风潮。
另外要注意的是，随着反对党似乎越来越强大，新加坡人将以更高的标准来评判他们。这可能有助于解释2015年大选期间发生的事情，当时流传一个说法指反对党将赢得更多议席，导致选民不那么愿意给反对党一个突破的机会。这个说法部分通过即时通信WhatsApp，以卜基盘口消息的形式传播开去。
反对党善于打弱者牌，政府似乎也知道这一点。例如，虽然它不会让独立的选举委员会划分选区，以创造一个完全公平的竞争环境，但它知道不能让选举的天平倾斜到令选举完全失去合法性的程度。
不过，这种弱势者的优势并不总是有用的。如果反对党派出一个毫无胜选希望的候选人，他就不会受益于行动党的攻击。
为了打破这一循环模式，反对党一直在试图说服选民，不要让行动党获得国会三分之二的绝对多数议席。这样反对党才可以阻止修改宪法。但没有证据表明，这一呼吁特别有效。
值得赞扬的是，刘程强多年来一直与林瑞莲和毕丹星分享政治光环，让他们声名鹊起，成为工人党的代表人物。但工人党显然认为，其他反对党的候选人可能会成为其品牌的负累，所以它对结盟很是抗拒。
另一方面，一个只承诺做出边际调整的精简版行动党，同样无法取悦所有潜在的反对党支持者。
这项研究没有包括新加坡，但它确实提醒我们，互联网工具现在可供包括政府在内的各方使用。当然，由于大规模使用这些工具并不便宜，拥有优越资源的政府最终可能成为大赢家。
2015年大选时，这些努力起了重要的作用。政策研究所前学者陈赞浩指出，我们正在看到网络空间的“正常化”。他的意思是，新加坡的线上空间开始类似于线下空间，即大部分是中间观点，而反建制的声音则处于边缘地带。就像现实世界一样，政府的声音开始成为虚拟世界中最响亮的声音之一。
这就是为什么李显龙总理说，选举须保持“可竞争性”。过去10年，集选区的规模已缩小，为了确保小政党能够继续参加大选，更多的单选区应运而生。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认为，网络空间这片蛮荒之地为行动党的反对者所统治。
相反，我们有一个一党独大的体制，行动党作为执政党的地位根深蒂固，而反对党则是新加坡人希望对政府施加一定程度的问责。这一点在2020年不会改变。这个一党独大的背景有助于解释，为何大多数选民不指望反对党提出完整的政纲和详细的政策建议。不难理解的是，行动党对此是非常懊恼。它批评这种投票行为不负责任，“只为了反对”而想要有“反对党”。
第三个不变的因素是，反对党将继续受益于弱势者的优势。新加坡选民也许对多党民主没有多大兴趣，但他们确实有一种天生的公平竞争意识。在他们自己的生活中，有不少新加坡人觉得这个制度偏袒特权精英。因此，他们认同那些似乎是专横政府受害者的候选人，也就不足为奇了。
我们已经看到，每当反对党取得长足进展，引发人们对我们是否正朝着“一个半党制”的方向前进的猜测时，选民却在下一届选举改弦易辙，投票变得更加保守。显然，选民想要一些反对党，但过多或过少都会让他们感到不安。
第二个因素是，反对党不会组成任何大联盟。小党可能会结盟，但大党不会。我经常听到新加坡人抱怨反对党如一盘散沙。在马来西亚，当马哈迪领导的希望联盟在2018年推翻国阵时，一些人认为，如果新加坡的反对党也能团结一致，就能共谋大业。这些新加坡人认为，不团结是反对党失败的原因。
简单地说，究竟反对党的最佳选择是将自身定位为执政党的激进替代者，还是某种精简版的行动党，目前还未有定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