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和逆全球化背景下,香港今天的问题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比如北京的房价也是天文数字,许多北京人自嘲北京成了“世界人民”和全国人民的首都,土著北京人跑到燕郊了。香港房价也如同温州,温州商人世界跑,赚钱后到温州置业,导致温州房价与当地经济增长不协调。但是,北京人的价值观念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大局意识,集体意识。温州是大地方,是相对封闭的经济体,吸引外部人口也少。
今年3月香港关于引渡条例的修改动议,始料未及地引发持续的动荡,愈演愈烈,随之而来的是经济下滑、社会割裂、暴力不断。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反全球化思潮出现,虽然如同克鲁格曼所说,全球化对整体经济有好处,也如法国经济学家《21世纪资本论》托马斯·皮凯蒂所说,全球化在拉低全球基尼系数的同时,也使得各国内部基尼系数增高。
香港动乱的经济根源,是过去155年来远离中国不同发展路径,形成香港与大陆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隔阂,因此香港是与大陆存在文化和制度隔阂的“小型开放经济体”。1997年回归以来,香港曾经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又形成了香港社会上层垄断,底层残酷竞争局面。今天,在世界逆全球化背景下,香港问题是“小型开放经济体”底层不安的一种释放。
“小型开放经济”对香港底层的冲击
如此一来,香港的原住民,尤其是广大底层人民衣食住行的基本居住空间得不到保障,个人空间和体面受到压抑,成为在香港买不起房,置不起业的“美洲印第安人”,其获得感最低。而香港特区政府延续了港英政府自由主义和不干预的政策,只追求经济总量的增长,没有对中低收入者进行补偿。
由于长期受西方教育,香港社会没有仇富心理,不认同马克思认为的资产阶级每个毛孔里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因此香港社会没有出现袭击富人的情况。那么出气筒在哪里?他们归咎于特区政府,归咎于中国大陆,归咎于中央政府。而在“一国两制”的资本主义制度下,集会游行是基本权利。值得警惕的是,个别打砸抢行为远远超出了人类文明的底线,需要坚决制止。
认识香港问题,得研究其前世今生。1842年香港岛同胞被割让给英国,1898年深圳河以南九龙半岛及附近约200多个岛屿的地区,被租借给英国。香港曾经是中华民族最显眼的屈辱和伤口。1997年香港顺利回归大陆时普天同庆,如今大陆对今天的香港十分忧虑、焦急和痛心。香港问题的部分根源,是世界范围反全球化在香港的表现。
新加坡政府,不像香港经济单一局限于旅游和金融业,而是发展多元经济,着力进行多次产业升级;同时,让各个群体的人都有体面的工作,着手处理小型开放经济的住房问题,广建组屋,解决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问题。
一方面,小型开放经济在经济繁荣周期,容易吸引全球资源,但是在全球经济下行周期,容易遭受外部冲击。另一方面,香港的中下阶层不仅要面临岛内严酷的竞争,更要在可贸易品行业、流动的劳动力上,与来自包括内地在内的更低成本的全球劳动力竞争,其竞争残酷性使香港赢得了最有活力经济体的声誉。
大陆和全球人才到香港工作,挤压了中底层香港当地居民的权利;而香港当地居民,即香港今天的印第安人,他们感触最强烈。由于过去长期与大陆大家庭的隔离,他们心里会在中国人大概念下再次划分“大陆人”与“香港人”,认为其最大的竞争者来自外部的大陆,大陆人与他们竞争工作岗位,大陆人炒高了香港房价,种种矛盾借引渡条例爆发。
香港问题的第三个启示是,小型开放经济在发展经济的时候如何避免其弊端,尽可能保证经济和社会稳定。当然很多小型开放富裕经济体背后,都没有一个相对隔离的“母国”,可以保证劳动力竞争不是十分自由。
香港问题的第二个启示是,一个富裕的社会不能长期让底层多数成员始终处于完全竞争和孤立无助,而同时上层寡头却长期处于垄断状态,如此阶层固化必然不断积累社会不满。
回归后的香港人,除了对祖国的天然感情之外,英国155年的统治也给它留下了深刻的烙印,而且某些记忆还是相对不错的回忆,这些都使得他们思维相对独立。
另一方面,香港上层人士,精英人士垄断房地产、港口、零售、电信等行业的局面已经形成,而且它在回归大陆之后与大陆的“亲善行为”,通过涉足内地的贸易投资,获得巨大利润,财富几何级数增长,其在香港垄断地位不断强化,牢不可破。香港竞争的优势在于经济自由度,而活力来自中底层,经济上层几乎处于不流动的固化状态。
再一方面,大陆的成功人士,出于各种原因也愿意到香港定居、置业和工作。于是,到香港置业成为大中华圈富人追捧的天堂,拉动房价雄踞世界最高,房价涨幅远远超过工资增幅。9月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暗指李嘉诚等香港地产商,才是香港乱局背后的根源。
(作者李永宁是天津工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温建东是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金融系教授)
香港是世界最自由,最有活力和竞争力的经济体,但是属于“小型开放经济”。由于长期以来,香港作为大陆联系西方世界的“桥头堡”,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香港也快速发展,但同时香港小型开放经济的问题更加凸显。
香港当年作为清朝的一部分,是在清朝战败被英国抢走的中国儿女。在当时第一强国“日不落帝国”155年治理下,按照20年一代人算,香港大英帝国的公民已经有八代人了,他们与中国大陆在法律、制度、教育、文化、价值观、习惯等方面完全不同,长期以来,香港人除了完整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同时也养成了资本主义的法治、自由精神。
香港的前世首先如同当年贫困家庭寄养了的孩子,在155年后由重孙认祖归宗,自然出现与大家庭在文化价值上的冲突,“一国两制”延续了这种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