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作为货币政策工具，必然也存在传统工具所有的问题，如滞后性、干扰市场等。“说”与“不说”取决于市场参与者（非所有市场主体）非理性程度，取决于市场失衡程度，取决于市场失衡扩散传播程度。一个理性完善的市场短期失衡，必然走向趋势性回归，不恰当“做”式干预和“说”式干预，都可能导致市场不稳定。如2016年中国股市实施仅七天的熔断制度。
市场经济典型特征是完全竞争经济下的“看不见的手”，与之相对的是“政府有形之手”。其实在非完全竞争市场，还存在打着市场名义的“垄断之手”，非透明政府还存在“腐败之手”。谁代表市场呢？
市场经济通过民意调查反映市场倾向。在多数情况下，有效市场预期分散，噪音交易者很多。有时候即使不存在市场操纵和舞弊情况，沉默的多数才是市场主体，决定市场最终走向。
针对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尤其是预期转弱，今年1月18日央行副行长刘桂平提出：“一年的时间很短，我们要抓紧做事，前瞻操作，走在市场曲线前面，及时回应市场的普遍关切，不能拖，拖久了，市场关切落空了，落空了就不关切了，不关切就哀莫大于心死，后面的事就难办了，所以我们不能拖。”4月29日中共政治局会议围绕近期纷繁复杂的经济热点，面对金融市场非理性而出现超调（overshooting），从加强与市场交流和完善市场机制两手出发，针对超调严重的资本市场，第一次公开提出“要及时回应市场关切，稳步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积极引入长期投资者，保持资本市场平稳运行”。
其次是防止市场扩散危机。在特殊时期，尤其是“百年不遇的历史时期”，政府须时刻对市场保持警惕，干预市场防止危机扩散，信心崩溃。在美元不断走强的背景下，中国人民银行决定外汇存款准备金率由现行的9%下调至8%。虽然中国经济基本面较好，下调释放的外汇资金也十分有限，但目的是防止市场恐慌扩散。欧央行最近研究发现，货币政策交流按照重要性，最高的分别是金融市场、专家、一般公众；最不重要的是价格设定者和政治家。
行为经济学有个案例，吝啬鬼掉进河里，好心人在岸边喊“快把手给我，我把你拉上来！”吝啬鬼不为所动。好心人开始很纳闷，最后突然醒悟，冲着下沉的吝啬鬼大喊“我把手给你，你快抓住我！”吝啬鬼一下就抓住了好心人的手。不久前，“杭州市国家安全局4月25日依法对勾结境外反华敌对势力，涉嫌从事煽动分裂国家、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等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马某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港股开盘后，热门科技股应声下跌，阿里巴巴股价一度大跌9%，京东、哔哩哔哩等互联网股也被拖累。由于表达含糊，或有人借机做空市场，引发公众丰富联想，导致本来就脆弱的市场连环反应。
第四是增加信誉和信任度。最近欧央行一份调查显示，货币政策交流最重要的目标是“信誉和信任”，其次才是“管理预期和增加透明”。特殊时期，以更加有利证据证明“中国经济长期向好不变”，经济波动“暂时性”是最重要的。
一、回应市场关切：从央行到政府都须要加强与市场沟通，1980年代以来逐渐成为中央银行最重要的货币政策工具。美国联邦储备局前主席伯南克曾说，他作为副主席研究主席格林斯潘时期的美联储政策，发现美联储货币政策就两个工具，即“说”和“做”，而“说”比“做”更重要，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实现政策和市场合作互动。各国央行也不断加强改进与市场沟通交流，提高货币政策效率。危机时刻，信心比黄金重要。1933年，罗斯福总统上任伊始就定期发表炉边谈话，告诉美国人民联邦政府为了走出经济危机做了什么，为什么这么做，以及下一步的计划，呼吁人民重拾信心，最后带领美国人民战胜大萧条。
作为政府，既然选择主动引导预期地说，或者出于公开透明原则地说，清楚明白是基本法则。但何时说却是政府可以选择的。如美联储规定，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召开会议前的10天内，美联储将进入“噤声期”，会议纪要公开也有滞后期。
四、市场总是正确的吗？如何加强与市场交流？
第三是完善市场体系。市场也存在有效市场和非有效市场，打破市场垄断，不断给市场扩容，引进更多理性长期投资者，完善市场交易，加强投资者教育等，有利于促进市场完善和理性。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提出“不争论，不问姓资姓社，一切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为中国迅速赢得宝贵时机，邓小平也被实践证明是跨世纪伟人。中国文化讲究中庸，“沉默是金”。当时的大专辩论赛风靡一时，但最终大家一致认为走向“子非鱼”的诡辩，对认识真理无益。2020年疫情严重时期，封城与自由？救命与经济？个体不幸与830万人安全，左右两派对立严重，但中央政府始终没有表态，以人民利益至上部署疫情防控。一面是“事实胜于雄辩”，一面是“道理越抹越黑”。
二、回应市场关切须要把握“科学”与“艺术”两面与各种“市场”交流，如同货币政策一样，普遍认为更是一门“艺术”而不仅仅是“科学”。因此，如何回应市场关切，存在不同的有效做法。
在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相互叠加的大背景下，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下滑，牵动长期处于“和平发展”和“中高速经济增长”盛景下的人心。世界各国风险挑战增多，中国经济发展环境的复杂、严峻、不确定上升。中国经济对外依赖较高，去年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贡献率高达20.9%，对GDP增长拉动1.7个百分点。同时，宏观杠杆率增幅虽然总体稳定，但去年依然达到272.5%，金融脆弱性较大。战争与疫情时期，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导致市场恐慌，甚至放大蔓延。因此，及时回应市场关切，改善与市场沟通，抓紧完善市场体制机制，“补短板”显得十分必要和紧迫。
其次、怎么说很重要：清楚明白。
人类社会几次经济危机的历史反复证明市场存在失灵。中国甚至欧洲统一的市场经济都不完善。金融市场存在超调。本轮通货膨胀，石油价格是最主要推动因素，英格兰央行、欧央行等基于原油期货价格预测油价导致严重误判。政府也不是万能，美联储、欧央行等关于通货膨胀“暂时性”的论调，被认为与目前通胀高企有关。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正确回应市场关切？
首先、“说”还是“不说”是权衡的艺术。
第五是合理认识市场分歧。政府维护市场稳定是保护多数人利益，还须要补偿少数人损失。目前，大部分国家的一些市场演变为“名利场”。控制通胀成为美国当务之急，有央行背景的财政部长耶伦呼吁动用所有工具应对40年最严重的通胀，包括降低对华商品关税。作为美国政府，自然要科学评估损失和收益。
三、谁是市场？市场参与者还是所有主体。
（作者李永宁是天津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金融学博士后，温建东是剑桥管理学会会员，博士）
市场经济典型特征是完全竞争经济下的“看不见的手”，与之相对的是“政府有形之手”。其实在非完全竞争市场，还存在打着市场名义的“垄断之手”，非透明政府还存在“腐败之手”。谁代表市场呢？短期，市场价格必然是由于参与市场的供给和需求力量决定。长期，则必然取决于包括非参与局部市场的经济基本面。比如汇率水平，短期必然取决于市场参与者的可贸易品价格，参与者的短期投资收益，而长期必然取决于两国一般商品价格，两国一般资产收益率。
政府可以选择何时说
2017年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把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外化为具体奋斗目标，并安排了进度表、设定路线图。2020年5月，中国总理李克强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我们人均年收入是3万元人民币，但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当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改革开放尚未富裕的甚至准备“躺平”的多数普通人看到了希望。但是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发现，中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由于金字塔型社会结构，少数人垄断了大多数财富，富人预期转弱，投资则下降，经济增长压力增大，政府似乎看到压力。
首先是敬畏市场。目前普遍认为市场是最好的资源配置方式，在绝大部分时间能有效运行。政府应坚持市场资源配置的主体地位，承认市场行为，只有在市场严重失灵情况下，才果断出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