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美国并非任何关税同盟成员。但是，在任何自由贸易区，甚至是世界贸易组织这类宏大协议，都可以在不同程度上看到贸易创造和转移的效应。因此，当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现已更名为《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展协定》并已生效）时，美国与其抛弃的国家之间的贸易，实际上就注定将缩减，因为这些国家转而增加了彼此间的贸易。
版权所有：Project Syndicate, 2018.
特朗普的贸易战无疑是个重大风险，但我们还远未弄清楚这场战争究竟是否经过策划，或者就算经过策划，是否又足够精妙。毕竟，正如老话所说，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尽管存在中美贸易战的整体负面影响，但那些仍然坚持开放之路的经济体，如欧盟、印度、日本或韩国，可能会从贸易转移中获得一些好处。越来越多的统计数据也显示，这类转移已经发生。
很难看出特朗普的“美国优先”贸易政策有任何可取之处。但平心而论，或甚至慷慨地说，挑战现状还是有一些好处的。事实上，虽然根据过往经验制定政策是个好做法，但盲目地坚持传统也会陷入惯性和惰性。相反，政策制定者应当勇于冒适当的风险，并追求务实创新。
这将重演美国于1930年罔顾1000多名经济学家的反对，颁布充满保护主义色彩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Smoot-Hawley Tariff Act）的后果。尽管学者对该法案对世界经济构成的确切影响说法不一，但通过将关税率提高到创纪录的水平，该法案着实把美国经济从衰退拖进了大萧条。
就特朗普而言，这种冒险行为所采取的形式，往往是挑战谈判的既定假设，包括博弈论中所谓行为者的“威吓点”（threat point），也就是令谈判不再值得进行下去的点。揭露行为者的真正威吓点所产生的让步空间，可能比跟这些行为者对话的人所认为的更多，从而有助于打破艰难谈判的僵局。
这似乎是特朗普政府在一些领域试图做的事情。例如，特朗普似乎急于确定，多年来一直违反共同规则（比如外国投资和知识产权保护）的中国在大难临头时，是否会愿意开始遵守这些规则。
但是，无论这一战略的潜在好处是什么，与特朗普粗暴且反复无常的保护主义所带来的风险相比，它们显得微不足道。讽刺的是，美国优先政策可能会对自己造成严重损害，它必然会因贸易转移而蒙受重大损失。此外，特朗普的保护主义还可能导致更大范围的破坏，针锋相对的关税战会减少整体出口，削弱全球贸易总量，并阻碍世界经济增长。
（作者Koichi Hamada是耶鲁大学荣誉教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特别顾问）
英文原题：Who Benefits from Trump's Trade War?
例如，贸易战可能解释了从2017年4月至2018年3月间，日本对中国的出口为何会激增18.3%。这段期间的超过15万亿日元（约1354亿美元）贸易总额，现在几乎等同于日本同期对美的出口总额，而与前一年相比，后者的增幅是7.5%。
此外，根据日本财政部新发布的海关统计数据，日本2018年上半年对华出口额超过4万亿日元（约361亿美元），甚至比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的2007年上半年出口额高出16.4%。相比之下，美国对华出口自2007年以来，已经下降了8.5%。这些数字反映出贸易转移效应对美国和中国不利，但对其他国家有利。
1950年，出生于加拿大的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维纳（Jacob Viner），就关税同盟所产生的“贸易创造”效应做出了解释，认为较低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会刺激成员国之间的货流增加。但维纳也指出，关税同盟会产生“贸易转移”效应，因为其他非成员国与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可能因而减少。通过提高与主要贸易伙伴，尤其是中国的贸易壁垒，美国现正面临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的负面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