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目标值与事后实际值比较，年度可变通货膨胀实现难度较大。完成较好的只有两年，2004年目标值3%左右，实际值3.9%，2010年3%左右，实际值3.3%。政府采取年度可变通货膨胀目标，主要是希望在低通货膨胀背景下，通过宏观政策灵活操作菲利普斯曲线的失业率（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替代关系，实现年度硬约束指标8%（7.5%）经济增长目标（实际是一年比一年高）。
次贷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从2007年第二季最高点15%一路下滑，进入2008年出现恐怖性逐季大幅度下滑，第一季11.5%，第二季10.9%，第三季9.5%，第四季7.1%。2008年11月国务院会议提出4万亿元人民币的强刺激计划。但其实，从2008年第三季累计值10.6%来看，实现全年8%的经济增长目标是有保证的。实践证明，2008年依然实现了10.1%的经济增长，比年初目标还超越2.1个百分点。当时刺激计划部分反应了温家宝总理在2005《政府工作报告》的提法，“我国正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经济应有较快发展”，即经济增长目标是约束性的，非预期性质。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2018年第三季中国经济增长率6.5%，是2009年第一季6.4%以来39个季度最低。中央在10月会议并没有如2008年提出“保增长”的任务，而只是提出微观侧面、针对性很强的“六稳”。12月会议增加了“稳增长，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43天之后，提法有所补充，反应了目前经济形势有了变化。
至于2019年的经济增长目标。我们认为，首先，中国季度经济增长率从2015年第一季结束了4万亿元人民币刺激之后的持续下滑，始终处在6.7%到7%的潜在经济增长率范畴，反应了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即使2019年中国“经济下行压力有所加大”，也只是外部冲击所致，只要中美贸易战不利影响不恶化投资者和消费者信心，持续时间可控，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不会出现大幅度下滑。政府只要稳定好投资者、消费者包括民企的信心，中国经济增长率依然会保持在7%左右的经济增长率水平。
稳住经济增长率的条件
世界上越来越多国家确立了通货膨胀目标制度。目前，世界10大经济体中，发达经济体美国、英国、欧盟和日本都长期固定2%的通货膨胀目标，加拿大确定2%的通货膨胀目标对称区间，第11大经济体韩国也确定了2%的通货膨胀目标。发展中经济体通货膨胀目标相对较高，印度2016年6月采用了弹性通货膨胀目标制（flexible inflation targeting，简称FIT），确定4%的通货膨胀目标。巴西是4.5%上下对称波动1.5%的目标，俄罗斯目标是到2017年将通货膨胀目标下降到4.0%。中国确定3%的通货膨胀目标其实是将自己合理定位在发展中国家向现代发达国家迈步的中间值。
其次，具体经济增长目标的设定，我们预计政府在坚持3%通货膨胀目标基础上会适度调整经济增长，比如调整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0月预计的6.4%，世界银行7月预测6.3%，OECD9月20日预测低于6.5%。或者为了保持世界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高度信心，依然维持6.5%左右，数值增减都处在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范畴，零点几个百分点差异尚属经济正常波动。
每年年底是中国经济年度蓝图的设计时间，中共中央最后一季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制定明年经济工作总基调，是稍后于年末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重要依据，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更是第二年3月份《政府工作报告》的基础。
美好生活的基础是物价稳定，国民选择不受物价干扰。2015年到2018年3%的居民消费物价水平，较好的服务了居民、投资者等各方面预期和决策。这表明中国货币政策已经发生了重大调整，即从年度可变的通货膨胀目标，转向了隐晦的事实上的通货膨胀目标制，确立了中期、甚至长期的通货膨胀目标。
12月13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做好明年经济工作”“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我们认为，判断中国2019年经济不仅要看到中美贸易战等不利冲击，更要看到3年多供给侧改革给中国带来的深刻变化，以及政府连续四年的通货膨胀目标制度深刻内涵。
我们认为，连续四年3%的通货膨胀目标是供给侧改革的成果，也反映了供给侧改革的必然要求，更是中国经济发展理念和经济关系的深刻变化的体现，并有望在稍后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得到延续。
二是过去四年，我国通货膨胀较低，2014年通货膨胀2%，2015年1.4%，2016年2%，2017年1.6%，2018年前三季度2.1%，10月2.5%，11月2.2%，均比目标值低。坚持3%的相对较高的通货膨胀目标，便于货币政策操作空间，适度应对目前经济下行和中央“稳增长”的任务。
由于经济外部冲击和不确定性因素较大较多，围绕潜在经济增长率，经济增长目标相机调整。2004年到2011年连续八年经济增长目标8%，2012到2014连续三年7.5%的目标，2015年7%的目标，2016年6.5%至7%，2017年和2018年都是6.5%。这也反映了政府对通货膨胀有更清醒的认识，即通货膨胀只有中长期才是货币现象。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确定了中期到长期的通货膨胀调节目标。对于经济增长目标，这四年，政府目标始终围绕6%至7%潜在经济增长率做出调整。
政府放弃了低通货膨胀下利用菲利普斯曲线实现较高经济增长目标，也反应了中国社会深刻转型。2015年11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供给侧改革目标，经济增长更多通过经济增长潜力提高实现，而不是需求刺激。于此，此消彼长的菲利普斯曲线在30多年后被中国政府放弃。2017年召开的十九大报告认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但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增长依然处在潜在经济增长率7%左右的水平，没有如2007年出现跳崖式下降。
三是坚持3%的通货膨胀目标，是继续深化公众对中共十九大报告关于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判断，继续向社会表明在当前复杂经济形势下，政府坚持供给侧结构改革的决心和信心，即未来的经济增长还是更多依靠供给改革，“中美贸易战”等负面冲击也最终要靠供给侧改革抵补。“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增长潜力提高而实现，不再依靠需求刺激和所谓的“大水漫灌”。
但随后2016年、2017年和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都明确固定3%的通货膨胀目标。连续四年维持同一个数值型目标，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还比较罕见。只有胡温政府伊始的第二年有2005年持续到2011年连续七年的8%的经济增长目标，2009年到2014年连续六年4.6%城镇登记失业率目标，2014年到2018年连续五年城镇新增就业大于1100万目标。
即使2019年中国“经济下行压力有所加大”，也只是外部冲击所致，只要中美贸易战不利影响不恶化投资者和消费者信心，持续时间可控，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不会出现大幅度下滑。政府只要稳定好投资者、消费者包括民企的信心，中国经济增长率依然会保持在7%左右的经济增长率水平。
（作者李永宁是天津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系副教授；温建东是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教授）
一是过去四年通货膨胀目标制度实施效果较好，锚定了居民的通货膨胀预期。继续维持3%的通货膨胀目标可以较好巩固国家初步形成的通货膨胀3%预期，锚定通货膨胀预期也是货币政策控制通货膨胀最关键的因素。
我们认为，本年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将继续坚持3%的通货膨胀目标。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政府提出供给侧结构改革政策，通过改革的红利，提高潜在经济增长，放弃短期通过刺激实现过高的经济增长。在2013年和2014年连续确定固定3.5%通货膨胀目标成功实践基础上，2015年到2018年连续四年，政府消费价格指数（CPI）目标都保持恒定的3%。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重点内容备受关注
二是除了2013年和2014年确定3.5%的目标之外，各年目的都要调整，频繁调整目标不利于通货膨胀锚建立，也无法锚定通货膨胀预期。
2019年中国是否依然确定3%的通货膨胀目标，是社会关注的即将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重点内容。2018年10月31日，在中美贸易争端加剧背景下，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一些新的观点，如“经济下行压力有所加大”及“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继续强调六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工作，有效应对外部经济变化，确保经济平稳运行”。12月13日的政治局会议基本维持这个判断，但是增加了“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工作，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2015年11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提出经济结构性改革。2016年1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明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供给侧改革相一致，政府目标的需求管理也发生了重大变化。2015年，中国《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3%的通货膨胀目标，当时并没有引起理论界和社会较大的关注。
四是3%的通货膨胀目标和6.5%左右的经济增长目标组合，依然是全球经济体最漂亮的答卷。比发展最快的经济体如印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8年经济增长7.3%，CPI目标是4%，2019年7.5%，CPI目标4%组合更加漂亮。
一是如2008年4.8%左右目标、2011年3.3%左右、2013年和2014年3.5%左右，目的设定过于精确，非货币政策等人力因素在较短一年时间内，在不导致经济较大波动下所能精确控制。
中国货币政策透明度从2004年开始得到显著提高。2004年新一届政府上台伊始，一改过去时断时续向社会公开公布通货膨胀等目标做法，面向公众的《政府工作报告》连续公开包括当年数字型通货膨胀目标等一系列预期和控制指标。但是，从2004年到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公开的年度可变通货膨胀目标，在实践中发现存在一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