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刚刚结束之际，笔者曾因之前预计特朗普将会当选，而应邀到一家中国智库做了一次研究分享。

美国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并不止于此，另一突出改变是，在以往实体经济占据国内生产总值（GDP）重要比重的时代，美国的产业资本主要是在国内配置，当大商巨贾在国内投资兴业时，以往所说的美国数量庞大的中产阶层也得以产生。虽然他们在财富占有上与上流阶层有着贫富之别，但资本家的国内投资，毕竟还是为产业工人及其他人群带来工作机会。美国不同阶层那时还是一起分享财富成果，是在一口锅里吃饭，可谓“利益相关”。

然而，自上世纪80年代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展开以来，美国产业资本大量对外投资，而以金融、债券为代表的“虚拟资本主义”也在高歌猛进，它们“以钱生钱”、在全球跑马圈地的财富产生方式，更是不再需要一般美国人的“帮助”。

唯一不同的是，在内战前夕政治撕裂到达顶点时，美国当时两大全国性政党辉格党（Whig Party）和民主党均发生内部分裂，重新组合起来的共和党和民主党皆完全地域化，且不再可以对话，这在眼下的美国还没有完全成为现实。

从纳瓦罗对华尔街的警告、特朗普和沃尔克对美联储的指责，可以清晰感受到资本意志与国家意志之间的对立。美国近30余年来的一个重要变化，也正是资本与国家往昔的联姻互惠关系已经瓦解，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相关性已渐告丧失，它的严重性显然非通常所说的“贫富差距”可以比拟的。

美国当前遇到的问题，其实又并不止于美国。全球化场景下资本与国家的对立，其实没有国别之分。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一直指责中国“利用”经济全球化“偷走”了美国人的就业机会，并使自己发展壮大。然而，它没有看到或有意选择回避的是，在全球化给中国带来巨大利好的同时，它给中国社会造成的撕裂，同样不可忽视。

在资本阶层的财富来源，由以往主要靠在美国国内投资，转向在全球投资产生时，美国内部不同阶层间的关系，也由利益相关，逐渐转向利益疏离，以往美国作为一个利益共同体的结构，也开始瓦解。这种场景在南北战争之际的表现是，当时美国南方的对外经济往来，主要是与英国的棉花贸易，而与北方的经济交流却非常疏淡，那时的美国同样不是一个利益共同体。

（作者是中国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一个社会的利益产生和分配方式，相当程度上左右了其政治。在利益结构和利益关系发生显著改变后，美国近年来日积月累的政治撕裂，也正在强化。最近的几起事态，正是对这一场景的写照。特朗普政府的白宫贸易事务顾问纳瓦罗近日警告华尔街的“全球主义的亿万富豪”，不要插手中美间的贸易谈判，他们应该将“数以十亿计的”美元投入到帮助重建制造业就业岗位流失的地区。

两个无话可以交流的政党，还能同处一室吗？一位旅美华人学者在最近美国中期选举之际，极为悲观地写下这句话，作为他所撰写的一篇文章的标题：如果选举不能修补崩溃的共识，美国就应该一分为二。

特朗普的真正“敌人”，其实不是一个个具体的国家，而是无处不在、像章鱼手臂一样的资本意志；他的正确选择，不是从全球化中全面后撤，因为强行“逆全球化”只会带来更多问题和风险，而是与中国及其他国家一起构建更多的全球治理机制，以便更有力地管控资本意志在全球的无序扩张。

在那次交流中，笔者对今天的美国与南北战争时期的美国做了简单对比，指出在当年美国内战前夕，曾出现异质人口显著扩大、地区间经济发展差别高度强化、国内存在不可调和的核心争议、身份认同发生严重分裂、形成完全对立的地域性政治集团等现象。而当前的美国与之有着诸多相似，比如传统白人人口成为最大少数族裔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在经济形态和经济联系上发生了显著变化、在重要政治议题上意见极为对立、身份认同上也在发生裂变。

而在10月下旬，特朗普在接受《华尔街日报》专访时，对美联储的加息行为表达了极度不满，甚至认为它已成为美国经济的最大风险；同时，里根时期的美联储主席沃尔克（Paul Volcker）则在一次专访中认为，美国的超级富豪不喜欢政府，也不喜欢交税，华盛顿已被各种智库和游说团体控制，而美联储也是让美国民众失去信心的机构之一，它实际上应该尊重政府的意愿。

本次美国中期选举更有显著体现。一些高喊“民主社会主义”的人士当选议员，以及共和党对特朗普的“归顺”，都反映两党政治生态已经和还在发生蜕变，而它们之间筑起越来越高、也越来越坚硬的壁垒，则又反映了美国整体政治生态的不同以往。

笔者并不认为美国会很快重演当年南北战争的经历，然而，美国的内部政治撕裂，却无疑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最高点。政治素人特朗普和“民主社会主义者”桑德斯（Bernard Sanders），原本处于政党“体制”外的意见达人在2016年的高光表现，已经造成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内部分化重组。

金融逐利阶层与国家的博弈及与一般民众的利益疏离，同样在中国上演；西部边疆省份过去一些年所发生的恶性事件，也是全球化加剧了中国内部发展差别的一种结果；全球化与中国关系的强化，同样可能使中国未来出现“产业空心化”。

在推动美国重新走向政治撕裂的道路上，笔者最为重视的因素，是美国社会的利益结构与利益关系，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变化。曾在上世纪80年代因提出“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构想”而成名的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王建，早在20年前就分析认为，美国和整个西方的经济，自20世纪后期以来已经发生由以实体经济为主，转向以虚拟经济为主的新阶段，其主要表现是以金融业为代表的服务业，在美国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如今已达80％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