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11月7日《联合早报》的报道，晋江会馆决定把馆藏626件珍贵史料，包括1930年及1940年代的照片、会议记录和刊物、旅游证件、结婚证书、侨民登记证等等捐给国家图书馆。国家图书馆接手后，原件将电子化，确保史料永久保存。正式捐赠签约仪式于11月14日举行。

这是继宗乡总会和南安会馆分别于2014年9月和今年3月，向国家图书馆管理局捐赠文物后的又一重要民间捐赠。相信今后民间组织的捐献会在本地引起热潮，果如是，这两家会馆将是民间团体捐献文物的领衔者。

资料必须公开、研究与分析，才能体现出价值。否则囤积仓库，无异废纸一堆。资料捐献图书馆后，在特殊环境、适当温度及专业人士照料下，通过数码化，保护与管理，让学者应用，分享研究成果，才是上策。谨此呼吁更多民间团体，把资料捐献出来，让更多研究者受益，这才是最好的文化传承。

记忆中，国家图书馆收到历来最大的一项个人捐献是在1964年。当年南洋史学界泰斗陈育崧把他的书斋“椰阴馆”内的万册藏书几乎全部捐出。此举为国家图书馆之“东南亚室藏书”奠定了基础，今天椰阴馆万册藏书是国家图书馆善本藏书的重要组成部分。若以团体的捐献而言，2014年9月，宗乡总会捐赠5000册许云樵藏书，可说是近年来民间团体捐献的最大一项。

早年华人没有文献记录的习惯，也缺乏文物保护的观念，许多会馆的成立年代不详，文物流失严重，原因当然是复杂的。多数团体把问题归咎于日据时期。当然三年零八个月的黑暗时代是新加坡文化的浩劫，毋庸置疑，但也并不尽然。历史悠久的中华总商会，其会议记录还是完整地保存了100多年。

我们研究历史，往往叹息于资料不足。比如新加坡第一份华文日报《叻报》，创刊于1881年。但从1881年到1887年的六年《叻报》，至今未见踪影。主要是因为《书刊注册法令》（The Book Registration Ordinance, 1886）尚未实施，出版商没有义务把出版物交给图书馆（当年的萊佛士图书馆即今国家图书馆的前身）存档。但自1886年书刊法令生效后，这问题就不存在了，可见专业机构对保管资料的重要性。

（作者是本地历史学者）

国家图书馆馆长伍慧贤十分重视中文资料。今年5月，我与她带领的国家图书馆与档案馆团队访问了中国南方的一些省市图书馆与档案馆，新中双方做了很好的交流，互通有无，希望借此丰富国家图书馆的中文资料馆藏。与此同时，国图也走向社会，向历史悠久的民间团体征集文物及实物史料。

此次南安会馆与晋江会馆的捐献，与伍馆长的不懈努力是分不开的。这一方针既定，今后国家图书馆与民间团体将会有更大的合作空间。时下会馆正积极转型为传承华族传统与文化的组织，捐献文物，是另一种，也可以说是最好的文化传承方式。

就在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发布庆祝开埠200年系列活动的隔天，拥有100年历史的晋江会馆(1918年成立）也以别开生面的方式，为明年的开埠纪念活动做出贡献。

其实，缺乏专业人士，没有保护史料及文物的观念才是最大的致命伤。民间团体资料的保存，胥赖领导人的远见与历史观。如果缺乏这种认识与意识，许多珍贵文献与资料往往会在不经意间流失。资料流失或缺乏，等于会馆的身份来历不明，对传承也是重大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