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四，在冠病疫情暴发之前，本地的就业岗位已远远大于本地劳动力人数，所以有些行业、企业、部门里的本地人难免会是少数。有些人会倾向转到本地人较多的地方工作，长久下来造成恶性循环。纵使这些企业有心要招聘本地人，本地人可能也待不长久。这就增加了营运成本。

其三是文化上的差别。本地人大多数受儒家文化影响，比较含蓄，较少主动向上司表达意见，上司却可能因而误以为本地人对工作比较不上心，甚至能力不比外来人才。

除了提高外籍员工的薪金门槛，和警告一些违反条例的企业外，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我认为，问题的根本是我国经济长期无法减少对外来投资的依赖。上世纪90年代，我国提出加强发展本地企业的愿景，但过了那么多年，这个策略并不是很成功，甚至近年来有很多本地企业卖给外资。

有些人认为我国市场小，限制了本地企业的规模；但芬兰的人口和我国差不多，芬兰的诺基亚在退出手机制造后，已成功转型为5G器材的领头羊之一。我认为，由于我国吸引外资太过成功，因此本地企业吸引不到人才，发展不起来。

吴俊刚在文章《新加坡的绝地武士团》（见9月2日《联合早报·言论》），提到我国吸引外来人才以提升本地人才。为何在实践过程中，却会让“外来军团”反宾为主？答案便在林明辉的文章《外来劳动力与人才如何合理分配》（见9月7日《联合早报·言论》）：因为唯才是用，外来人才能让企业的效率和利益最大化。但人们不禁要问，新加坡是世界上公认教育最好的国家之一，为何本地人才却竞争不过外来人才？

其二，要能被训练成绝地武士，也需要有一定的天资。许多外来人才的国家人口基数大，天资高的人肯定比我国多许多。只要一小部分来我国，本地人便难与他们竞争。

这中间有几个因素，让外来人才与本地人才竞争时有一定的优势。其一，外来人才在工作和生活之间，会比较倾向于前者。他们在本地的生活圈子较小，有家庭的也多数有全职家庭主妇的妻子，所以能投入更多时间在工作上，工作时就会显得比本地人积极。

我国应该检讨在吸引外资和发展本地企业之间求取平衡。在吸引外资方面，我国应该更有选择性，确保这些外资培养本地的绝地武士，甚至绝地大师，同时能带动本地企业的发展。一些调整可能会使我国的经济发展在短期里缓慢下来，但对长期发展是好的。

有些人恨铁不成钢，认为本地人竞争不过外来人才，是这些人自身的问题。然而，在一些大环境的结构性问题面前，不一定能通过再培训来解决个人竞争力不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