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制度设计上为反对意见提供空间，允许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执政党，与忠诚的反对派互动，以在国会树立正确的“反对精神”，逐步迈向平衡与多元，也一直是工人党所希望看到的发展。
从另一角度来看，这次选民也正好能感受并重新掂量手中选票的重量。我国选举制度所产生的国会，反对党所占议席比率增加，不仅单纯意味着“多了几把声音”，也足以实质上改变新加坡的政治制度。
然而，更客观地来看，以上各种论述几乎都只把话说一半，容易让人忽略在发展中的议会民主制下，反对党职责在国会制度化背后更深层的意义。
本届选举，纵观各选区的成绩，国会中反对党议员一下翻倍的情况，也不是不可能发生。因此，与其说如今对工人党有更高要求是刁难，更准确的来说，在制度设计上为反对意见提供空间，允许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执政党，与忠诚的反对派互动，以在国会树立正确的“反对精神”，逐步迈向平衡与多元，也一直是工人党所希望看到的发展；它也必然得虚心接受随之而来的责任。
当然，新加坡的选举制有其特殊设计，长期执政的人民行动党的权力基础，很大程度上来自于选举政治，但同时也因它所占有的优势与所获得的政制之利，许多人过去都对现代化理论中描绘的民主化现象终会在新加坡实现，不抱太大期望。
例如，“国会反对党领袖”这一新职，固然是交到工人党手中的一把双刃剑，但这样的“一体两面”本就深嵌在承继自英国的议会制度中，即一个具建设性且负责任的反对党，既必须按宪法章程，在适当时对公共决策提出反对意见，在逐渐壮大后也必须认识到权力更替的可能性，随时做好当替代政府的准备。更严格来说，后者才是西敏寺议会制设计中，反对派存在的根本意义。
然而，新加坡奉行得票多者当选的“简单多数制”（first past the post），意味着突然变天的可能性仍是存在的。过去工人党前秘书长刘程强也曾形容，行动党在国会占绝大多数议席的不平衡局面，长期持续将像是颗“定时炸弹”，若反对党突然必须执政，就会动摇国家稳定。他更以此为由，呼吁选民在投票时，逐步让更多工人党候选人进入国会。
国会反对党领袖的职责，还包括领导反对阵营在国会辩论政策、法案和动议时提出替代观点，在国会领导并组织审视政府立场和行动的工作等。在国会新会期里，这会如何影响公共决策的辩论，新的氛围是否促使其他后座议员，调整其定位与议事模式，也都值得关注。
（作者是新闻中心高级记者 ngwaimun@sph.com.sg）
李总理在点名毕丹星为国会领袖后，一再强调反对党议员除了批评问责，也要提出具体可行的替代方案，也被一些工人党支持者视为一种刁难。笔者就看到一些网络评论指出，反对党的正确职责范围不该由在朝者定义，而该由选民自行评断。
反对党领袖的国会特权职责确立，许多人目光马上落在38万5000元的更高常年津贴上。
下来也期待我们能有更多渠道，直接获得与国会辩论内容相关的视讯，并希望政府重新检讨国会直播的需求，让大家有机会更深入地审视各代议士在国会提出的立场与政策，当个更称职的公民。
不管是38万5000元的津贴，还是可多聘请的三名国会助理，或是多划出来的办公室和会议室，这些看似琐碎的细节，都实实在在提醒大家，国会两党制雏形的初现。
这次毕丹星接受正式的国会反对党领袖称谓，也以非常谨慎的态度，回应一切过于热切的期盼，并且一再提醒，目前国会里只有10名工人党议员，远远不足以对执政党的修宪案形成有力制衡。
像有不少政治观察家早前就已点出，伴随反对党领袖一职的额外资源和职权，对工人党来说将是一把双刃剑，一旦表现不如预期，不但不能推进反对党的发展进程，反而揭露缺陷。
尽管工人党秘书长毕丹星之后宣布，出任新职后将把可获薪资增幅的一半捐出，但仍出现不少质疑此举的声音，仿佛预示他下来面对的将是个费力不讨好的工作，不仅要接受选民更严苛的检视，所有举动也会被放在政治滤镜下被仔细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