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的神秘性因祛魅而消解，现代人于是相信一切现象，都应当能通过理性得到解答（眼前的谜团只是证据还暂时不充分），不再接受“上帝旨意不可知”的教义；同时也因为失去了超越性和神圣性的权威，只能依靠自己作为意义的源头。这使得共善的基础落空，因为一人所谓之善，很可能是另一人所谓之恶。这种“道术将为天下裂”的存在状态，用泰勒的话形容，是世俗时代普遍存在“精神分裂的倾向”，现代人经常得面对来自不同价值体系的“交叉压力”（cross pressures）。
“上帝已死”，现代人还得在今世寻找可能已不存在的救赎。
世俗时代普遍存在“精神分裂的倾向”，现代人经常得面对来自不同价值体系的“交叉压力”。
得鱼忘筌
世俗化以及其所代表的价值，正是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分水岭。韦伯的祛魅概念，生动概括了欧洲乃至世界历史是如何进入现代化的，但是世人日常存在的意识，如何能在短短500年间，从笃信神明到“上帝已死”，则是被誉为西方当代最优秀的思想家、加拿大哲学家泰勒（Charles Taylor）在其2007年出版、近900页的巨著《世俗时代》所要探索的问题。泰勒从五个方面，探讨前现代人和现代人“日用而不知”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态度所发生的断裂。他指出，世俗性是现代人存在的普遍境况，是众人对世界所持有的共同想象，无论是信徒或是无神论者，都潜移默化地受其影响和制约。
根据加拿大哲学教授史密斯（James K A Smith）对《世俗时代》的解读，泰勒所勾勒的五大断裂分别是：万物意义的定义从外部世界内化到人自身；集体生活转化为重视个人隐私；生命的意义从追求永生到满足今世；对时间意识的改变；外部世界从丰富多层次的“有序的整体”（cosmos）单向化为“自然的宇宙”（universe）。这些断裂，使得世人在1500年时无法想象没有上帝的世界，而在2000年时却更普遍的对崇拜上帝感到犹豫不决。
（作者是《联合早报》言论组主任 yapph@sph.com.sg）
在一些国家已经实现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年代，再来讨论同性恋的合法与否似乎显得落伍了。但是印度最高法院废除禁止男同性恋性交的殖民地法条，再度引起本地关于类似法条（《刑事法典》377A条款）存废的争议。反对废除法条的论者，几乎都不厌其烦地先强调对同性恋者的同情态度，然后才提出自己反对废除的理由。一贯自诩不畏惧错误民意，坚持做出不受欢迎但正确决策的政府，这回也退到民意背后，表示要尊重社会多数意见——当前的民调，还是反对废除者略占上风。
377A存废的争议，生动地凸显了现代人身处“交叉压力”的困境，前述反对废除377A者不约而同地先强调对同性恋者的同情理解，正是这种“精神分裂倾向”的体现。由于对世界和生命缺乏整体性的意义，人们经常得按照自身的好恶，去决定在不同课题上的立场。所以我们看到拥抱进步观念的基督教牧师公开支持废除377A，也有不愿意放弃自己回教信仰的同性恋者。价值体系不再是人们必须俯首称臣的主宰，而沦为犹如超级市场的货架，人们推着手推车，根据自己的好恶，在货架上随手选择符合自己品味的价值。
小时候还被长辈警告，别在大树下小便、别手指月亮、别直视灵堂起棺……这些传统礼教文化的残留，对于不再迷信万物有灵的现代人，已经不起任何作用，他们生活里也就几乎百无禁忌。这是由于人成为主体，能自我定义万物的意义，所以现代人得以摆脱传统人际关系的约束，因为世界不再是个充满丰富意义的“有序的整体”，个人行为也不必受制于他人的观感，或可能被视为违反集体利益，因而更容易我行我素；加上个人生命无须再从追求永生中得到安顿，只要实现今世的幸福，所以人人都得以自行决定生命的意义，不必再符合一套基于共同文化假设所制定的价值等级——类似377A存废的争论因而难有共识。
这个困境使得当前关于377A存废的讨论，极有可能会在各方情绪激昂中走入死胡同。在这个意义上，更多的讨论并无法使真理越辩越明；但吊诡的是，理性辩论却又是世俗时代所珍重的价值，因为如果不能通过话语的冲突来取得妥协，化解矛盾，就只能通过比拳头大小的蛮力了——民调显示社会多数要保留377A，只是一种“多数暴力”的体现而已。就算“进步派”最终能取得过半数的民意，也不代表问题的解决，因为一方所谓的善，仍然是另一方所谓的恶。
这是世俗时代的必然景观。所谓世俗时代，虽然是根据欧洲历史演进所产生的概念，但是在西方主导世界历史数百年之后，很多西方概念其实也已经“普世化”了。世俗相对于神圣，是欧洲从宗教氛围浓郁的中世纪，历经文艺复兴、科学革命、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等一系列孕育现代化的历史发展趋势，最后形成了韦伯所谓的“祛魅”——传统社会对于世间万物的神秘性、神圣性、魅惑力的敬畏，统统被自然科学的知识和理性所消解。在西方，这意味着政教合一体制的瓦解。19世纪西风东渐，中国人在推翻帝制后一并自我瓦解了礼教文化；连通过明治维新保教保种相对成功的日本人，二战前后也无法不因既有文化和社会的挑战压力而激辩“超越现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