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不平等现象公认表现最好的莫过于北欧国家，然而100年前，北欧国家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充满不公与社会矛盾。在统治者长期漠视的情况下，底层人民经过漫长的非暴力示威抗争，取得政治权力，才使情况逐步改善，整个社会的观念也逐步改变，相信劳动者对经济与社会有更大的贡献。
基于权力产生特权的现象几乎存在每个时代和社会，有权力者往往也能影响政治，进而增添自己和自己圈子的利益。例如生产汽车或科技装备的公司领导层，就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影响政府制定的产品规范或安全标准；建筑业领袖也可能影响政府的房地产决策，或取得内幕消息，让自己的企业甚至个人获利。从这三个重点衍生而来的第四个重点，就是权力或特权的拥有者会在社会乃至国际上受到重视，因此能提供权力或特权的工作，报酬也非常高，因而造就社会上一个特别突出的阶级。贫富差距就这样产生，并且难以改变。
提倡平等不是平均或者共产的意思，朱熹解释：“均谓各得其分，安谓上下相安。”用现代话说，如果财富分配出现严重倾斜，就是一种不义，难免会引起社会的不安。但是解决之道却不是平均财富，历史证明那只会带来更恶劣的后果；而是创造机制，让财富无法过度积聚于个人或少数人手中，以及帮助社会弱势者拥有创造财富的能力，以及拥有改善生活、提高竞争力的机会。
不平等现象很多，但最难解决的莫过于经济上的不平等，因为它会牵扯到其他诸多不平等，而问题在这时代显得更为急迫，因为新科技突飞猛进，很可能恶化这一现象。这也是越来越多人谈论改善之道的原因。真正要做出改变，需要无私的政策设计，更需要具备人文涵养、宅心仁厚的政策制定者。
要关注社会中掌握资源与知识权力的阶层，是否与政治权力挂钩，进而出现相互提携获利的现象。
崔曼的理论特别提醒我们的，是要关注社会中掌握资源与知识权力的阶层，是否与政治权力挂钩，进而出现相互提携获利的现象。这种现象哪怕合乎法律，也必须提防成为常态，因为常态化的直接后果就是形成利益圈子，并且排挤圈外人，逐渐造成社会不再多元化，阶级流动乃至价值观也会僵化。重视道德的社会精英，即便合乎法律，也必然会尽量规避这种挂钩。
世界各地民众抗议的不仅是贫富差距的不平等现象，人们清楚看见，在财富分配严重失衡的经济现象深层，其实是权力与社会结构的固化，很多社会出现阶级流动缓慢或停滞，贫富恒常化现象。而因为国际经济结构的问题，导致一个社会的劳动阶级收入长期停滞，甚至青年失业持续无法改善，生活品质不升反降。科技发展则加深相当大一群人生活的困境，终于造成过去两三年许多发达国家政治上出现“群众反叛”的选举结果，世界至今仍在经历其不可预测的风险。
从政治、经济、社会、性别到各种各样的不平等，北欧都比其他国家地区淡化许多，但北欧社会依然是全球最有竞争力、最有活力的，其中关键之一在于各领域的领袖与精英，已经养成认真做事也重视创意的文化。
今天人们对问题的认知已经进步很多，政商关系、权力依附，都是社会中富者恒富的原因之一；然而贫者恒贫，却往往涉及社会扶贫福利、教育、就业、经济甚至社区建设等政策。
不平等课题最晚近的发展，可以从10年前美国华尔街金融风暴说起，继而出现占领华尔街运动，乃至同一时期的阿拉伯之春，都是人们对政治、社会、财经和企业精英长期主导的社会乃至国际秩序累积不满爆发的结果。
美国社会学家崔曼（Donald J. Treiman）1970年代曾提出一套理论，解释为什么不同社会会出现高度相似的不平等现象。其中有四个重点：一是人的基本需求一样，而所有现代社会的组织结构也都差不多，制造和生产工作在不同社会高度类似，也就是分工现象没有不同。其次，由于分工精细而专门，一些人掌握和控制的资源和知识因此就比其他人多，也就创造出不同程度的权力阶层。所谓权力不仅指政经权力，也包括专业权力，例如医生、律师。这些专业同时带来更高的收入和财富。由于权力与权威的产生，社会就难免出现第三个特点：特权。
更完善的社会保障，更上进的劳动阶级，更有创意的人群和企业，使得北欧国家税收虽然高，却并不妨碍企业投资，人们乐于缴税，不为养老治病焦虑，社会氛围也更和谐。
不平等课题近年又成为国际舆论关注的焦点，连向来低调处理的新加坡也因为政治人物的谈论而有了温度。教育部长王乙康近日在晋江会馆主办的论坛上主动提及，财政部长王瑞杰和荣誉国务资政吴作栋也在针对财政预算案的话题中谈到。
《论语》早说过：“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不平等现象从人类有社会活动开始就存在，只不过会思考的社会必然会有人关注“不均”现象是否严重？如何改善？
（作者是本报编辑组副主任 tanet@sph.com.s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