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婉菁之所以大学毕业后一直与出版、书店等与文字相关的行业打交道，她自己认为，这也许也和自己的成长经验有关。
她说：“从小和我们一起长大的表姐妹们，她们先后在妈妈或是家庭影响下，来新加坡学金融或会计类的专业，目前从事的也是金融行业。我很庆幸能够选读自己喜欢的中文系，并因而从事与文字结缘的工作。
陈婉菁说得坦率：“我就是这样一步步‘革命’长大的！”
4年后，陈婉菁离开八方文化创作室，正式到草根上班，主要原因是希望自己进一步开拓视野，学习经营书店之道，包括理财、管理等事宜。但从八方“跳槽”到草根，陈婉菁不但没有因此而增加收入，相反的，小本经营的草根书室无法付出高薪，陈婉菁的月薪减少了约1000元。但她一点也不介意，不只一次说：“我对金钱的要求并不高，只要够吃够用就好了。”
陈儒丰这时说出心里话：“我们的一些在美罗的亲友，偶尔在面簿上看到新加坡城市书房的活动消息就会跑来告诉我：你女儿很了不起；这个时候我心里特别高兴，觉得女儿为我们家增光。我以她为荣。”
回想起自己的成长经历，陈婉菁认为自己的童年生活绝非单纯，她做了这样的告白：“小时候，我和哥哥的物质生活并不丰裕，甚至没有玩具，家里没有零食，平常穿的衣服都是表姐给的，一年只买一次衣服。但细细回想，我的童年生活也没有很单纯。上小学一年级，妈妈每天下课带食物到学校给我和哥哥吃，二年级，妈妈没来学校了，开始给我两毛钱零用钱。当时的两毛钱只能在食堂买一碗面；三年级，妈妈给我三毛钱，但我已开始发育，三毛钱吃不饱了，看看周围的同学，零用钱都是一块钱，我跟妈妈要求增加零用钱，结果当然不成功。既然谈不成，我跟着哥哥在外婆家或从爸爸的口袋里，随意增加自己的零用钱，最多也是一块钱。但纸包不住火，最终还是被妈妈发现了，赏了我们一个耳光，可是零用钱马上增加到了五毛钱。”
陈婉菁说：“外婆话不多，她与许多长辈不一样的地方是，如果她觉得自己做错事，感到愧疚，她愿意向对方承认错误，包括对孙子如我。”
在陈儒丰看来，女儿婉菁也受了妈妈影响，一向来也不爱花钱，对金钱与物质的欲望不高，衣着打扮尤其简单朴素，这也是她能够在目前物质欲望普遍高涨的年代里，默默从事文化工作，经营书店业的原因。
话题很自然的开始自陈婉菁一手创办的城市书房，陈儒丰告诉我，3年前，当女儿婉菁告诉他想要在新加坡开家书店，他听在耳朵里，不但没说过一句扫兴的话，还很快就做了决定：没多久就拿出15万马币，实实在在的为女儿的创业撑腰。
但陈婉菁也说：“爸爸很少刻意跟我们兄弟姐妹灌输些什么，可是爸爸本身有阅读习惯，经常把杂志如《亚洲周刊》放在厕所，那时马来西亚，尤其是吉隆坡出版了不少商业杂志，家中也经常会出现一些父亲买回来的华文读物，我们小时候经常可以在家里接触到书报杂志。”
父：热衷华社活动
外婆与祖母：无价的教诲
黄莉芳对女儿其实十分关注，这回到新加坡来，完全因为城市书房出版了英培安最新长篇小说《黄昏的颜色》，在国家图书馆举行新书发布会及座谈会，城市书房人手有限，黄莉芳于是特地从美罗南下，为的是能够在活动现场帮女儿打点一些杂务。
陈婉菁说：“小时候我们没有花钱买东西的想法，即使是新衣也是一年买一次，更没有所谓的去‘shopping’。记得每年过年买新衣，妈妈可以在短短两小时内，买齐我们四个兄弟姐妹的衣服，妈妈从来不会花时间和金钱带我们去逛街。”
陈婉菁说，妈妈黄莉芳是个持家有道，节俭持家的家庭主妇，一直以来，他们全家在妈妈的消费观念下，物质生活一直十分简单朴实。最重要的是，在他们小时候，妈妈就以身作则，不随便花钱，也没有物质欲望。
陈儒丰说：“开书店是门推广文化的行业，开华文书店更是支持华文文化，我当然要支持女儿。”
在妈妈黄莉芳眼里，女儿小时候就有自己的想法，爱顶嘴，不受管，中一、中二开始就懂得跟妈妈唱反调。可在陈儒丰看来，妻子与女儿间的争执其实围绕在日常生活小事之间，因此从来也不放在心上。
母：节俭持家传统客家女性
此外，城市书房也与作家、电影人、学者等文化人合作举办文化讲座、阅读分享会、新书发表会等活动，陈婉菁一开始就设定目标，希望能够借此推动文化创作与活动，营造一个属于城市的人文书房。
在外婆的锡米店长大
小时候，陈婉菁兄弟姐妹白天由妈妈带到外婆家，傍晚爸爸下班后接他们回家。外婆没迎上2020年，她于2019年12月30日凌晨三点多辞世。
陈婉菁说：“祖母很疼我，她常告诉我，做人要快乐，要做自己感到快乐的事。开书店对我来说，正是做着一份让自己很快乐的事。”
陈儒丰经营出入口木薯淀粉生意，经商之余，他特别热衷于华社团体活动，多年来曾担任马登巴冷美罗韩江公会会长、总务等职务，目前则为马来西亚潮州公会联合会常委。他还随马来西亚潮州公会联合会暨马来西亚潮州工商总会代表团一行到中国潮州访问。
2003年陈婉菁高中毕业后来到新加坡，进入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深造，国大毕业后，她在一家艺术品专店工作一年，2008年，转行到世界科技出版公司属下的八方文化创作室担任编辑，期间也常到草根书室兼职，和草根书室东主、作家英培安建立起师徒情谊。
2016年6月1日，陈婉菁在筹备了几个月后，在桥北中心三楼开设了“城市书房”。虽然店面不大，倒也为本地气氛低迷的华文书店业带来一丝喜气。当时，身为城市书房创办人的陈婉菁难掩心中兴奋，语气中尽是喜悦：“我终于找到适合的地点，开设一家自己理想中的书店兼工作室。”
那时候，陈儒丰还将自己的商场经验与想法跟女儿分享，他告诉女儿说，“开书店，要赚大钱是不太可能的，因为卖书的利润不高，书店业又是夕阳行业，但是，这是一件有意义的文化事业，值得去做。”
仿佛天生似的，陈儒丰从年轻开始就对母语、母族文化有一份热爱，一有机会就推广中华文化，在华社团体活动时，也常借机鼓励华社将儿女送进华校读书。不只一次，在美罗众多华社团体联办的冬至汤圆品尝联欢会中，陈儒丰借着华族传统节日在会上发言，提醒大家，教育与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华裔子弟有必要接受华文教育，推动及发扬中华文化，让它传承下去。他也从“务实”的角度出发，提出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往外发展，懂得华语能分享这块经济蛋糕。
趁着陈婉菁的父亲陈儒丰（69岁）、母亲黄莉芳（65岁）从美罗来到新加坡，我们到了城市书房，在书店一带的咖啡馆听陈婉菁与她的父亲母亲回忆起一家人在小镇美罗的生活点滴。
外婆对陈婉菁的影响是在不知不觉，不经意间形成的。城市书房初创时，陈婉菁做过这样的告白：“小时候和外婆一起住，外婆常说，做人要做个好人，要做好事，不要做坏事。外婆从来没有告诉我要赚大钱，我想这些话都不知不觉影响着我。”
在陈婉菁的成长过程中，充满生活智慧的祖母与外婆其实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她。2007年7月，陈婉菁从国大中文系毕业时，祖母与外婆特地从美罗来新参加毕业典礼，一家人留下美好的回忆。
陈婉菁说：“爸爸对待母语、母族文化的态度肯定影响着我，如果爸爸没有送我去华校念书，我想我不会有机会深切认识中华文化。爸爸关心社会，身体力行推动会馆的活动，一直潜移默化的影响着我们。”
陈婉菁说，回想起来，父母亲其实也给了她不少自由。到新加坡深造报读中文系是她自己的选择，父母亲虽然也了解到，比较起金融、会计等商业课程，中文系的“出路”明显较为狭窄，但爸爸妈妈从来也没有阻止或影响她报读中文系的决心。
在陈婉菁心目中，外婆也是个典型的客家女子，“她坚强，亲切，勇于面对自己，就连面对衰老和死亡，她也一步步地面对，也许这就是所谓的尽人事，听天意吧。即便她自己的葬礼，她也有所准备，早已吩咐了大姨安排道教仪式，而且是请客家道士主持。”
陈婉菁在父亲支持下开设书店，热爱中华文化的父亲让她从小有机会接触书本，促使她朝书店出版业发展。母亲勤俭持家则教会她把个人物欲降到最低。
在开书店之前，陈婉菁其实已在2014年开始经营出版社，出版了英培安的《我与我自己的二三事》，国立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劳悦强的《梦中占梦——庄子真的这么说？》，并将英培安绝版多年的《阅读旅程》重新推出简体版。在草根工作期间，陈婉菁曾经和英培安讨论一系列出版计划，但由于后来英培安因健康原因退休了，出版计划也跟着不了了之。陈婉菁说，为了实践自己的出版理念，出版以本地文学、历史、社会评论为主的作品，也是她成立城市书房的另一个原因。
母：与女儿的矛盾
父：掏钱支持女儿开书店
陈儒丰说，这三年来不断看到城市书房的发展，不但书架上陈列的书越来越丰富，城市书房旗下出版的新书也一年年增加了，他感觉女儿正一步步朝自己的理想前进，也更认为，自己对女儿的支持是值得的。
孩子小的时候，黄莉芳其实并非全职家庭主妇，由于美罗有矿砂地的关系，华人妇女有不少从事“洗锡米”，即淘锡的工作，或客家话说的“洗琉琅”。洗锡米有时还会挖到一些金，但也有可能在锡米中参入了细沙。由于黄莉芳的妈妈开了家锡米店，有大约10年的时间，黄莉芳就在她妈妈经营的锡米店协助管理，负责文书、财务等工作。
陈婉菁始终坚信，纸本书是不可或缺的精神粮食，希望自己能借城市书房推广以本地文学、历史、社会评论等为主的各类著作，为本地书业注入新活力。
城市书房从无到有，最叫陈婉菁铭记在心的是，家人刚知道她要开书店的时候，虽然都因为时下经营书店不易，有点替她担心，但并没有大泼冷水或是刻意阻扰她，到了后来，还全家人一致支持她，尤其是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男人：父亲陈儒丰和丈夫甘珂铨都给予她实质上的协助。
陈婉菁出生、成长于马来西亚霹雳州小镇美罗（Bidor）。美罗曾经因为锡矿业而兴起，又因为是马来西亚南上北下的旅客必经之路，一度十分热闹，但随着锡矿业的没落，以及连贯南马、北马的南北大道通车，美罗也面临了时不我予的局面。
回想过往，陈婉菁勾起了一段与书店有关的往事：“对当时的我们来说，书店是很神圣的地方，到了租书店，脚步自然而然马上放轻，安静地看着一本本书的封面，仿佛因此获得启蒙，静静呆了一阵之后再跑回外婆的店屋。不过，我和哥哥却在这神圣的地方一起偷过漫画，后来我们都被妈妈体罚了，一直到了大概上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妈妈开始让我们在这家书店买杂志，开始了我们在书店买书的经验。”
陈婉菁说：“外婆安详地过世了，享年91岁。过世前的那个凌晨，她好像有预感似的，很自觉地跟同房的女佣告别。女佣以为她如往常一样开玩笑，劝她早点休息。一小时后，女佣醒来才察觉她安静地走了。”
外婆去世后，陈婉菁常想起年幼时外婆曾经告诉她死亡的意义。她说：“那时我大约五六岁，第一次知道死亡。那时外婆告诉我，人和树一样，树老了，再壮大的树，终有一天也会倒下。现在回想起来，这样的比喻有庄子的味道。”
黄莉芳为典型的客家女子，不但节俭持家，在生活上还有其强势的一面，也许因为如此吧，黄莉芳与当时处于青春期，有想法与主见的女儿陈婉菁难免有想法相左，互相矛盾的时候。
本身经商的陈儒丰非常清楚，在新加坡经营一家书店的成本并不低，经营华文书店更有其艰辛之处，但也因为他自己是个商人，相信但凡生意便有可行之道，他不但支持女儿，还愿意给予女儿贴心的支持，不仅在精神上，更在财务上。
哥哥陈绍麒可以说是陈婉菁亲密的童年玩伴。她和哥哥可说是在外婆的家和锡米店长大的。陈婉菁的外婆住在大街的店屋，距离外婆家约五六家店屋是一家租书店，店里除了租书、漫画，还销售报纸和当地杂志与香港杂志。小时候，陈婉菁和哥哥每次趁妈妈和外婆忙碌的时候，会偷偷溜到租书店看大哥哥大姐姐们看书。
陈婉菁对自己的成长经历做了这样的反省：“中一是我的叛逆时期，妈妈控制不住我的时候，就体罚我，最后一次的经验太惨痛了，我决定不理睬她一个星期，后来我听外婆的话，还是先跟妈妈说话了，妈妈也马上释怀，从此就没有体罚我们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