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联经出版社最近推出的《五四@100：文化，思想，历史》，集合51位学者撰文，从各个角度切入五四，上文引用傅光明的文章，便收录在此书中。日本学者石井刚的《《国故》月刊——夭折的“古学复兴”》与中国学者季进的《重估《学衡》》，以五四时期两本关于中国国学的刊物，探讨所谓“旧文化”中的进步特质，正好也为上引余英时的批判做补充。
下周便是五四百年的纪念日，借此机会，我们不妨从各个角度反思五四的当代意义。
恰恰在百年前，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酝酿时期，领袖人物胡适强烈推崇易卜生的戏剧。从《易卜生主义》一文开始，胡适大力推广易卜生，让他的作品在中国遍地开花。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院傅光明在文章《两个“狂飙”中的莎士比亚》里，简略地对照了德国“狂飙突进运动”与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面对莎士比亚的不同态度。德国奉莎士比亚为圭臬，借莎士比亚摆脱古典主义的束缚，进入浪漫主义；而五四领军人物胡适等人，却认为莎士比亚无法救亡，最后从易卜生作品中找到希望。
德国剧场导演Thomas Ostermeier改编的易卜生（Ibsen）经典作《人民公敌》去年5月在新加坡国际艺术节上演。剧情里，小镇医生发现小镇大力发展的公共澡堂旅游业，其水源被污染。医生试图揭发丑闻，却被多方阻挠，更被万夫所指认为他蓄意破坏一个小镇的发迹机会，伤害了集体利益。戏剧尾声，小镇医生在公证会上与小镇居民对峙，导演精心安排，打破镜框式剧场，让台上演员直接与观众喊话，观众成为戏里的群众，受邀发表看法，要观众评价医生的做法是否正确。
之前本栏目介绍《余英时回忆录》时，就曾引了余英时对五四的批判。余英时认为，五四激烈的革命论述破坏了儒家传统的救亡特质，全盘西化结果造成文化断层。此外，他也认为五四精神还未完成，后人仍须努力。
陈平原在《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中提议我们不妨以小见大，从五四人物的个人细节回到历史现场。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五四的久远，因为一次次的纪念，五四反而片面化了，所以必须借助细节重返∕模拟现场。他说：“倘若希望‘五四’活在一代代年轻人的记忆中，单靠准确无误的意义阐发显然不够，还必须有真实可感的具体印象。对于希望通过‘触摸历史’来‘进入五四’的读者来说，俞平伯、冰心等人‘琐碎’的回忆文字，很可能是‘最佳读物’。”
的确，百年后的今天，各种极端主义、民粹、娱乐至死、新资本霸权、新殖民主义横行，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仍受着严峻的挑战。
这有趣的设计到了中国北京却引发政治问题，剧团去年9月在北京公演时，台下观众批评起现实中中国市镇发展面临的类似问题，还有人谈及言论自由的课题，结果导致剧团必须在接下来的演出中取消这段对话环节，之后在南京的演出更被完全取消，一时引起国际媒体关注。
此外，吴盛青借五四知识分子的情书书写构筑时代的罗曼史，杨联芬谈新女性的诞生，滨田麻矢则讨论五四时期的女学生形象如何从男性作家笔下的客体来到女性作家手中成为主体。雷祥麟更从一个更有趣的生活细节切入，谈五四时期的性教育这位“隐形的赛先生”。
胡适后来写道：“真的个人主义就是个性主义（Individuality），他的特性有两种：一是独立思想，不肯把别人的耳朵当耳朵，不肯把别人的眼睛当眼睛，不肯把别人的脑力当自己的脑力。二是个人对于自己思想信仰的结果要负完全责任，不怕权威，不怕监禁杀身，只认得真理，不认得个人的利害。这后一种就是我们当时提倡的‘健全的个人主义’。我们当日介绍易卜生的著作，也正是因为易卜生的思想最可以代表那种健全的个人主义。这种思想有两个中心见解：第一是充分发展个人的才能，就是易卜生说的‘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第二是要造成自由独立的人格，像易卜生的《国民公敌》戏剧里的斯铎曼医生那样‘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
五四百年纪念日在即，《五四@100》集合51位学者撰文，一如王德威所说，以“众声喧哗”方式再现五四时代百家争鸣的现象，可看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如何全盘地改变、塑造现代中国。
《五四@100》主编为学者王德威与宋明炜，本书收录陈思和、陈平原、彭小妍、梅家玲、滨田麻矢、钱理群、葛兆光等来自中港台日的专家学者之五四短论。一如王德威在序言中所说，此书内容多元，以“众声喧哗”的方式再现五四时代百家争鸣的现象，从传统的救亡与启蒙课题，到五四人物的个人生活，我们可以看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如何全盘地改变∕塑造现代中国。
《五四@100》里的51篇短论，或互相加持或激烈摩擦，更像是一扇扇窗子，引人更深入去探索各个议题。
另一方面，当人们多以启蒙来讨论五四，彭小妍却独排众议，要谈论“五四的反启蒙”，她从五四知识分子（如梁启超、蔡元培以及“性学博士”张竞生）人生观里头的唯情面向，看到了五四的反启蒙反理性主义的成分。这或可看作彭小妍即将出版的《唯情与理性的辨证：五四的反启蒙》之前奏，她的大哉问是：感性与理性真是二元对立吗？
回到历史现场感受五四
（本书可在草根书室购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