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小烤箱，晚饭后我们仍如常写作业，当广播剧时段一到，便自动团结在小烤箱的周围，听《苦海孤雏》《马票狂想曲》等等长篇广播剧，准时跟进，不敢遗漏，一如父亲下了班把皱折不堪的《星洲日报》带回家，我们带着宵夜心情，追读武侠和那些可以对号入座的影圈八卦小说。
大选后10个月光景，小岛爆发了种族暴动。那天近午，我一如既往搭车上学。车行一英里，来到裕廊英校前的车站，刚巧从市区方向迎面驶来的巴士也到站，司机二人窃窃私语之后，我方司机大叔起身，用闽南话对搭客宣布：要“Gai Giam ”了，赶紧下车，搭对面那辆巴士回家。我一头雾水，虽不知“Gai Giam”是啥冬瓜豆腐，也随众人下车上车。回到家，母亲诧异，我如实相告是司机的主意，顺便补上刚才不小心捡到的一句话：华人和马来人相杀了。母亲闻之色变，适逢父亲返家，两人嘀咕一阵之后，差遣我快快到村口的铺子买个收音机电池回来。从双亲凝重的神情，我感知出大事了。那天母亲不吝让收音机开声相伴，焦虑地等待上学仍未返家的女儿。收听了华语新闻，我才恍悟司机大叔口中的“gai giam”，就是戒严。接下来几天，我的生活添加了两小任务，一是确保大电池与小烤箱的连接顺畅，接收清晰，避免出现沙沙沙的杂音；二是当母亲对小烤箱播出的新闻有所疑问，我权充解说员。
这台形似家用烤面包机的收音机，过继我家不及三年，就寿终正寝了。这段难忘的花晨月夕，“小烤箱”陪我们经历了本岛的两件大事，一是1963年大选；一是1964年种族暴动。要是当时没有这具小烤箱，我们就享受不到第一时间知情权。1963年的议会选举，是至今为止竞争最激烈的一次。这场在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才五天的选举，行动党与社阵较量的结果，闪电得票率四成六，所得席次逾七成，以数十票或百余票定输赢的选区，多达十余个。那晚开票，村里有几户邻居来了，父亲把小烤箱搬到院子里，挂上汽灯，众人围坐便聊起了过去几天的道听途说。随着战报从箱子里陆续传来，叹息与亢奋兼而有之，落寞与惊喜交叉感染。夜已央，情绪却未见止息，我虽不解情绪指数何以如此跌宕，却感知了这有声箱子的隐形力量。
独立前后，电视仍是稀有物，收音机才是升斗小民的生活寄托，一如今日的手机，时刻都让人惦着。闲时我与同侪忆旧，聊着那年的消遣，大伙儿都念及电台广播。我们属于有节目都愿收听的战后婴儿潮，从民歌、童谣、时代曲，到歌剧、大戏、声乐作品，都来者不拒，不会贸然地把这些文化水喉关掉。音乐无国界，60年代的年轻人，听30年代的老歌，无所谓，没代沟。聆听“靡靡之音”《毛毛雨》之余，也一样让咏叹调《我仿佛在花丛中》入耳来。下里巴人与阳春白雪，从同一个音箱里潺潺流出；粤曲《帝女花》与潮音《陈三五娘》，在同个频道轮流普度众生。在物质欠丰的年代，什么都好，不嫌不挑，只要能填补精神饥饿，就全单收下，包括宗教节目《天国之声》。那种“饥不择食”“食欲旺盛”的状态，连经济行情播报也“过耳不忘”，闽南语报告的“一号烟花、南榜黑椒……”至今仍悠然躺在记忆匣子里。
与小烤箱的生活互动中，我意外发现，母亲对戏曲本事与唱词的把握是如此了得。她不识字，但电台播出的琼剧，她百听不厌，喜爱至极。戏里的说白唱词，很文言，她却听出味道来。有时她边烫衣边听戏，会预告高潮快了，好听的片断紧跟到来。后来母亲聊起，她年少在故乡，每逢庙会，戏是没日没夜地搬演，她们天天报到，戏台成了她变相的教育学堂，长期反复观看，耳濡目染，通了任督二脉，情节与唱词，一一入脑来，呼应了“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的说法。
我念小五那年，父亲的朋友换了一台收音机，便把原有的那台送给我们。这一馈赠，虽然使家里添了一笔开销，但生活却瞬间丰富起来，大家还是乐见的。添加的支出，是用在收音机的电池上。那电池，块头大，长十吋许，像块砖，一个要好几块钱，那年头听着，叫人心紧。
聊着那年的消遣，大伙儿都念及电台广播。我们属于有节目都愿收听的战后婴儿潮，从民歌、童谣、时代曲，到歌剧、大戏、声乐作品，都来者不拒，不会贸然地把这些文化水喉关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