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有些医疗人员甚至因为极度焦虑而想要丢掉私人物件，例如手机和制服。如果医疗团队能得到更多的支援，让前线人员得以轮班休息，对身心健康都有帮助。”
郭少奇医生记得：许多同事都很纠结，例如不知道是否该搬出来住，以免家人感染病毒，许多同事的家人也有不小压力。例如在他进入沙斯病房的前一晚，9岁的儿子哭着求他别去，“面对这种情况的肯定不只我一人，我们处于专业职责与感染风险之间，更担心的是把可能致命的病毒传给家人。”
“当时的情况水深火热，却鲜为人知，尤其是加护病房里。那时没有社交媒体，所以很多同事经历的事，外人可能听说了，但未必体会到他们实在的挣扎。”
提起冠病19，郭少奇医生感触不少。他说：“虽然我不希望这样的事再发生，但我感恩能够有抗沙斯这样的经历，因为它启示了我在生命多个层面的体会和领悟。所以我很希望现在的冠病疫情不会被很多学术语言、经济分析和各种应对措施覆盖了其真正面目，让我们只感受到并抱怨一些小小的不方便，例如在阻断措施时期买不到蛋糕，或吃不到麦当劳。冠病19是人类一场大灾难，已造成荒凉与萧条，并夺去很多宝贵生命。能够经历这样的灾难，希望我们的生命观、历史观和世界观都得以改进，让我们能多一点谦卑，多一点感恩，多一点踏实，多一点关心。”
郭少奇医生说：“即便是那些英勇抗疫的人，心里也知道奉献的结果可能是死亡。之前在网上读到中国武汉医者签生死状，真的确有其事，沙斯疫情时也一样，之后就是义无反顾地专注（抗疫），不成功，便成仁。特别是陈笃生医院的加护病房团队，根本没时间为丧生的同事哀悼，或被其他事分心。”
曾在陈笃生医院参与沙斯抗疫工作的黄廷方综合医院精神科高级顾问医生郭少奇，17年前的宝贵经验让他领悟到心理防卫的重要性；即便在抗疫成功后，从中学习，并变得更谦卑、坚强。
小儿哭求爸爸别搬出隔离
郭少奇医生说：“从心理层面来看，我们必须提供指示，并准备好资源，以满足人们的需求。此外要开始准备下一场疫情，让生活逐渐回复正常。”
此外是公开答谢所有医护人员。郭少奇医生说：“我不认为同事们渴求得到这样的注视，不过这样一个举动让大家有一个‘正式机会’肯定一些伟大而且值得效仿的东西。更重要的是，这是肯定并支持社会上某一种特质（ethos）。”
他解释，发生灾难时一般会有几个阶段。首先是让人们感觉不知所措而混乱的“冲击”（impact），这阶段会有许多改变和新措施。接着是以抗疫和作战为特征的“英勇”（heroic）阶段，这时会看到许多人行善和见义勇为。抗疫成功后就会进入“蜜月期”，大家感觉愉悦，想要庆祝，也会开始表扬抗疫时的优秀表现。但这之后就是“幻灭，觉醒”的阶段，人们会开始感受到危机引发的长期效应。
从抗疫成功“蜜月期” 走向“幻灭觉醒”阶段
抗疫教会重视心理护理
这是黄廷方综合医院精神科高级顾问医生郭少奇对于2003年沙斯的回忆，他当时在陈笃生医院精神科担任顾问医生，除了原本的精神科诊治职务，还有新任务：为前线同事、沙斯康复者和沙斯疑似病例提供辅导，并了解他们的经历。因此，他对于患者和医疗团队的挣扎有相当多的了解。
其次，他引述沙斯时期所做的小型调查：约四成沙斯患者和疑似病例在入院三个月后，仍然感觉情绪不稳定，此外还有创伤后压力心理障碍症（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简称PTSD）的症状，例如回忆重现（flashback）以及发噩梦。
郭少奇医生建议：心理防卫其实可以从抗疫初期开始加强。他说：“就冠病19而言，卫生部清楚交代了病毒、疫情以及抗疫措施等种种资料，间接消除了很多人的焦虑感，有助于减少我们对于未知的恐惧。此外，或许可以从一开始就说清楚这种恐惧感，并教育人们疫情暴发可能造成的冲击，以及危机时可能出现的心理反应，同时提供求助热线，也让人们以‘零接触’方式轻易获取心理援助资源。”
郭少奇医生认为，沙斯的抗疫经验教会我们及时提供资讯，以及心理护理的重要性。发生危机的时候，事态随时改变，所有指示和战略也可能随之更改，因此必须及时提供最新资讯，前线人员才能随机应变。
比较沙斯与2019冠状病毒疾病，郭少奇医生认为前者的感染范围虽然较小，但更让人害怕，因为大家对于这种病毒一知半解。面对未知，自然感到恐惧，而医疗人员必须接受这份恐惧，继续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挑战并不小。
郭少奇医生说：“很多临床医疗人员都抱着背水一战，义无反顾的心态，因为当时对于病毒和传播方式知道的不多，起初也不清楚怎样的防护器具才够安全。但我想我们都了解这份职业的使命，就像船长在船只遇难时必须确保所有乘客都安全疏散了才弃船，医生也不能背弃照顾患者的责任。”
沙斯抗疫经验给予郭少奇医生的另一体会是：发生危机时，务必预估并管理长期后果。
他认为，沙斯抗疫成功后办的一些活动非常有意义，例如为不幸染病身亡的医疗人员举行追悼会，能帮助他们的同事和亲友接受事实，促进疗伤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