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领域，美国从国内发展的角度考虑，通过重新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等战略举措，继续努力寻求与中国经济的“脱钩”，中美关系中经贸合作的“压舱石”作用会大大减轻，两国经济竞争性的一面将占据主导地位。在安全领域，两国拥有的核力量能够确保不会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中美在此前提下，反倒有可能在一些区域性的安全议题上加强合作并取得成效，但在台海和南中国海等问题上的冲突则是结构性的，美国将会用印太战略以及重拾奥巴马时代的“亚太再平衡”，加强对中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遏制。
对于“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和地区而言，中美关系大转型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但是机遇大于挑战。一方面，“一带一路”的发展与稳定对中国而言非常重要，有利于中国获得更多战略缓冲，以在中美间的战略碰撞中占据主动。另一方面，美国也需要联合传统的盟友以及拉拢“一带一路”，特别是欧洲、东南亚和南亚的一些重点国家，来保护自身的战略利益，加强与中国竞争时的战略优势。
“一带一路”稳定与发展基金的作用，旨在保障和支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稳定与经济发展，提升中国对“一带一路”地区的影响力，促进中国的国际产能合作与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
中国的确是在不断“进化”：变得日益开放和自信，从曾经的向美国学习转变为批判性的学习美国，积极总结和巩固自身制度优势，坚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和积极构建命运共同体，日渐成为全球化和世界经贸秩序最重要的稳定性力量。反观美国则是在不断“退化”：变得更加封闭和焦虑，从对中国的“接触战略”转变为“对抗战略”，妄图通过贸易保护和安全威胁以遏制中国持续发展。特朗普的“美国优先”以及政策混乱，已经成为当前全球经济最大的不稳定性因素。
在这一进一退之间，中美实力对比日趋接近，中美关系面临大转型，竞争性和结构性的问题正在朝矛盾的主要方面发展，“王道”与“霸道”之间的冲突日渐明显。特朗普上任以来的种种做法，看似倒行逆施，实则他是以企业家思维，在探索经济而且简单的办法来扭转局面。但由于发展模式的惯性与意识形态的刚性，美国国内改革的空间越来越小，通过胁迫挤压和军事打击获取外部利益，以及转嫁内部矛盾的可能性越来越大，美国国家的“霸权”性质将会进一步凸显。这与中国坚持改革开放、和平发展与合作共赢的“王道”截然不同。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美两国也有望在“一带一路”地区实现竞争性合作。为更好应对中美关系的大转型，并抓住“一带一路”发展的大机遇，中国应通过自由贸易区、国际产能合作、人民币国际化以及第三方市场合作等重要抓手，继续坚定不移地参与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从中远期来看，结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各类金融风险频发的现实，中国应积极考虑成立“一带一路”稳定与发展基金，打造“一带一路”版的国际货币组织（IMF）。目前中国外汇储备余额为3万亿美元左右，初期可考虑由中国单独拿出约六分之一的外汇储备（即5000亿美元）设立稳定与发展基金，中期可考虑通过吸引别国加入、对外筹资与自行增资等综合手段，使之规模与欧洲金融稳定基金相当。
从近期来看，今年新成立的国家国际合作发展署，可与亚投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多边金融机构以及丝路基金，开展金融合作与金融创新，借鉴日本上个世纪推行的“黑字环流计划”，通过援助贴息的方式，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中国国境内的人民币贷款。与此同时，研究进一步降低出口受较大影响的重点行业增值税税率，指导金融机构加强受影响较大的优质企业的信贷融资支持。从国际援助和国内援助两方面，推动中国向有关国家的工程机械、大型设备与机器等领域的出口以及国际产能合作，缓解由于中美贸易战给中国外贸与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压力。
（作者是丝路国家战略（厦门）研究中心副理事长）
（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从中美关系大转型的特点来看，底线思维将会取代竞争性合作，而在两国关系中占据更重要的位置。中美将会进入以核均势为稳定基础的战略碰撞时期，通过在经济和安全领域的相互碰撞以及对重大分歧的相互调适，形成两国互动的新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