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楚芬说,她先后到妇女的家两次,协助她处理相关事宜,“能使用法律知识和技能,协助这名无助的妇女,我感到欣慰”。

他向不同华社组织推广开办邻里法律服务中心的理念,成功获得他们的支持和筹款,促成中心的成立。

社工盼望有能够迅速联系律师的管道,也希望增强自己的法律知识。如果相关法律服务中心,可以设在租赁租屋或家庭服务中心附近,那将会更理想。

与社区伙伴合作 打破律师“不友善”形象

一些人对律师持刻板印象,认为律师“不友善”。邻里法律服务中心设立后,让居民克服的这个心理障碍是首个挑战。

延伸阅读

正气律师事务所创办人萧锦耀律师是邻里法律服务中心发起人之一。他每星期四抽空到中心帮忙,刚好碰到前来求助的少年母亲。

她指出,天德圣庙在后港已有40多年历史,社区里的居民对它不感到陌生。“我们与天德圣庙合作,再通过社区伙伴包括家庭服务中心和社会服务机构等建立桥梁,让居民更有信心向我们求助。”

根据新加坡法律义务办事处,有两成的求助个案有能力聘请律师,而可能符合法律援助局或公设辩护人办公室申请资格的个案占约一成。

少年因此患上抑郁症,甚至连公司附近的地区都不敢去。他来自低收入家庭,看了一次心理医生后,因担心费用不再复诊。

蔡承颖说,这也是为何新加坡法律义务办事处把邻里法律服务中心设在后港和兀兰的原因。

吴仟慧:法律服务中心须要走入邻里,才能够真正帮助弱势群体。(新加坡法律义务办事处提供)

新加坡法律义务办事处邻里法律部门主任蔡承颖说,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居民,有的因行动不便,或病痛缠身,或不谙科技,很难获得法律援助,邻里法律服务中心就是为这些弱势群体而设。

年长者为求助骑五小时代步车

听了少年母亲的讲述并取得同意后,萧锦耀以律师事务所的名义接手这起个案。

少年的要求合理,后来得到应得的工资、医药费等赔偿。少年一家人也很感谢萧锦耀,见到他总唤他“大律师”。少年也把萧锦耀当成导师,萧锦耀欣然接受,希望在少年遭遇困难时可以及时引导他。

这起案件由邻里法律服务中心的陈楚芬律师负责。她说,在一次的宣传活动上,来了一名患癌症四期、因手术无法说话的66岁妇女。这名妇女想咨询遗产相关的问题,陈楚芬和社工后来登门家访,以了解更多。

萧锦耀10多年前就参与邻里的法律咨询服务,让他深深感受在邻里设立法律服务中心的必要,以更好地帮助弱势群体。

蔡承颖:中心与社区伙伴合作,消除居民对律师的刻板印象,建立与居民之间的信任,让居民有信心上门求助。(新加坡法律义务办事处提供)

无法言语的患癌妇女靠书写申诉面对的困难后,幸得律师和社工协助她解决法律问题。

陈楚芬先向妇女解释立遗嘱和不立遗嘱的差别,后者接受她的专业意见,先向警方报案。目前,妇女正在等待调查结果,看警方能否查找到家人。

咨询者以年长者居多,多数询问与持久授权书、遗嘱相关的问题。这一年多来,服务中心也为五名求助者提供上门服务。

他说,庙宇、社团、宗乡会馆在本地华族社群中扮演重要角色,早年更是包办生葬、结婚和工作等人生大事的场所和组织,若现在能与法律服务结合再好不过。

首家中心设后港庙宇 11个月内帮了900居民

陈楚芬先通过社工和妇女的室友了解情况,要确认事实时,再通过纸笔与妇女沟通。原来,妇女想把遗产留给孩子,却已与孩子失联30多年,这已不纯粹是立遗嘱的事了。

第二家邻里法律服务中心,设在兀兰16通道第547座组屋的慈善团体清一阁的中心里,今年1月19日启用。

前来求助的居民面对的不限于法律疑难,也可能包括经济、失业、心理健康等问题,律师能将他们推荐给合适的社区伙伴,提供必要援助。

蔡承颖说,要让居民踏出第一步,向陌生的律师求助并不容易,“有些人碍于家庭困境,如家暴受害者,可能没有勇气踏入中心求助。”

他说:“少年实习的公司是大公司,霸凌事件若传出去,将有损公司名誉,公司不可能不想妥善解决。我通过关系联系到公司高层,马上与对方律师洽谈,最终和平解决此事。”

新加坡法律义务办事处会评估这两家中心的运作和服务成效,日后可能进一步在中区、西南和东南社区也设立中心。

“听到中心服务时间已过,这名大叔原本有些沮丧,幸好他的问题最后获得解决,他之后非常感激我们。这起个案让我充分感受到中心设立在邻里的必要性,因为这才能真正帮助到像这名大叔一样的弱势群体。”

蔡承颖说:“上门求助的居民,有的手机没有数据配套,有的甚至连手机也没有,不谙英语的居民也很难上网求助。”

这名年长者咨询的是有关车祸和身体蒙伤的问题,一般人或许上网搜查就有答案,但他不会使用电脑,也不知如何求助。他通过电台听到邻里法律服务中心的信息,才找上门,事发后两三年的问题终于获得解答。

在中心值班的吴仟慧当时已下班,待在办公室处理一些事。她原本告诉对方服务时间已过,请他隔天再来,但获知他来一趟真的不容易,便改变主意,聆听他面对的困难。

据社工的反馈,这类居民占约17%至25%,但社工的法律知识有限,所以也难以协助。若不符合公设辩护人办公室(Public Defender’s Office,简称PDO)的条件,或有些年长居民不想走出熟悉的邻里,到设在市区的办公室,就更难寻求援助。

两家中心共有五名律师值班,提供咨询服务占他们的工作量约六成,代表居民上庭则占约一成。

抑郁少年职场遭霸凌 律师出面取得和解加赔偿

需要法律援助的弱势群体,如果连踏出家门都有问题,如何是好?新加坡法律义务办事处(Pro Bono SG)设在后港和兀兰的两家邻里法律服务中心,服务对象包括行动不便、身患疾病或无法使用科技的弱势群体,并尽所能填补无偿法律服务的缺口。本期《说法识法》邀请邻里法律服务中心的律师和发起人,分享设立中心的初衷、所面临的困难,以及协助过的个案,看看律师会与社工如何把法律服务“送”到有需求者的家里。

十七八岁少年初入职场实习,第一天上班却遭上司霸凌。上司在纸上写下少年的名字,再用高跟鞋踩踏,还把相关画面上传到公司群组。

如果经过评估,申请者符合条件,中心便会安排律师和社工上门,就如上述患癌妇女的情况。

行动不便、骑个人代步工具的六七十岁年长者,花五小时才抵达邻里法律服务中心,却错过了办公服务时间。幸好中心内的律师还没下班,困扰了这名年长者好几年的问题才终于获得解答。

蔡承颖说,天德圣庙的一些门槛或不利于年长者出入,特别是轮椅代步者,中心正与愿意承办修筑无障碍设施的合作伙伴商讨,希望今年中能落实这个计划。

有苦说不出。

邻里法律服务中心律师吴仟慧说,这名年长者是下午2时从新民路一带出发,乘搭地铁和巴士,途中得克服上下楼梯等重重障碍,到了傍晚7时许才敲响后港邻里法律服务中心的大门,整个过程花了五小时。

从善如流的邻里法律服务中心,如今探讨在天德圣庙修筑斜坡,方便以轮椅出行的居民。

萧锦耀说,这名母亲忧心忡忡,求助前因不忍孩子消沉,向亲戚借了3000元聘请律师,但律师以对方律师“拖延”案件,导致工作量增加为理由要求增加收费。

癌妇有苦口难言 律师相助解难题

萧锦耀:我很庆幸能够有这样的机会为社会付出,希望能有更多宗乡团体伸出援手,提供场所设立中心。(新加坡法律义务办事处提供)

设在后港5道天德圣庙里的第一家邻里法律服务中心,2023年1月31日开幕后,在11个月内(截至去年12月31日),共协助超过900人处理涉及家庭、财产、心智能力、身体损伤等的法律问题。

在正式成立前,邻里法律服务中心通过社会及家庭发展部向社工发出问卷调查,了解社工在一年内碰过多少面对法律问题的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