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地目前约有350名报商及近2000名派报员。每名派报员的报酬模式因报商而异，月入不超过1000元；如果兼任司机或其他职务，月薪可达2000多元。
冠病疫情后 报纸订户至今已失去三四成
颜添宝说：“报贩们都一直向我反映成本高、利润低的问题，我们正探讨如何与新报业媒体合作，帮助报贩，尤其是派报员，好让这个行业能持续下去。”颜添宝也是宏茂桥集选区议员。
报商公会财政秘书森蒂尔（52岁）说：“一名派报员告诉我，他凌晨4时许派报时遇到一名送餐员，送餐员说这趟送餐费是20多元。而我们每个月只向组屋订户收3元派报费，每天送报，要怎么跟送餐平台竞争，留住人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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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过去一座组屋有30个订户，现在的新镇，一座的订户常常不到10个。结果，一个派报员必须走动10到14座组屋，才能维持原有的报份，非常吃力，导致派报员这份工作无人问津。
收入少，开销却大。派报须使用货车或电单车为代步工具，但昂贵的拥车证让许多报商负担不起新车，加上每公升近3元的汽油价，都加重派报业的运营成本。
除了派报费，报商也按报份销量，抽取两成的报章售价。派报同业公会秘书刘荣钦（68岁）说，这个抽佣比率，从他父亲1950年代从事派报工作以来，都没有改变或调整。
目前，每个组屋订户每月派报费为3元，公寓或办公室每个单位4元，有地住宅为5元。派报费上一次调整是在2013年，比2008年的各涨1元。收费按地点计算，不包括报章份数。
报商抽成自1950年代未调整 还面对隐藏成本
派报业者并不属于新报业媒体集团，独立运作。他们自1994年开始收取订户支付的派报费。当时两个公会为应付人工费高涨而提出这个要求。不过，他们的所有收费调整须经过新报业媒体同意。
两个公会星期一（10月30日）召开第一次会议，讨论报商和派报员的前景，希望提出建议来解决运营成本日益增加的问题。列席的还包括派报同业公会顾问颜添宝。
库马尔说，派报员每天得起早摸黑从凌晨4时开始派报，还得必须在早上7时前完成派报工作，压力颇大。“他们工作完成后昏昏沉沉的，只想回家休息，我们做这行那么多年，已经习惯了，但新的派报员未必如此。”
人们已经接受订餐时付出每趟高额的送餐费，而派报业者风雨不改送报上门，每月却只收3元派报费。派报业者面对巨大的人手和其他经营成本压力的同时，印刷版报章订户人数减少，进一步冲击利润削薄的营运方式，让他们越来越感到难以为继。
颜添宝：正探讨如何与新报业媒体合作助报贩 尤其是派报员
为此，新加坡报商公会和派报同业公会有意探讨是否得在明年调高每月派报收费。至于调高幅度多少，有待与新报业媒体进一步磋商后决定。
库马尔说：“报商一直以派报费作为一大收入来源。我们现在夹在中间，长期无解，希望能提出些建议交给顾问，尝试舒缓报商面临的困境。”
送货平台业者争夺人手、派报费维持不变，报商又有义务帮助低薪工友，结果陷入两面夹攻的局面。
报商公会会长库马尔（62岁）说，报纸订户在冠病疫情后严重减少，至今已失去三四成订户。“人们现在偏向阅读线上新闻，订阅印刷版报章的人少了，报份跌，我们的生意也跌”。
从事派报行业16年的派报同业公会会长陈友国（51岁）说：“政府希望我们帮助低收入人士，派报员虽然只从凌晨4时至清晨7时工作，但薪水不能压低。另一个问题是，报纸每天派送，如果聘请全职员工，就要支付更高的薪水，周末和公共假日还要给额外报酬。这些都是隐藏的成本。”
为缓解人手紧张问题，报贩曾尝试找年长者来派报，但反应不理想。刘荣钦说：“一名年长者的儿子告诉他父亲，‘你一个月赚300元至400元，还不如我自己给你这笔钱当生活费，省得你不小心受伤’。连年长者都不做，年轻人还可能来派报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