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报告建议的措施包括在政策上发挥更大灵活度、提升庇护所职员的能力，让无家可归的释囚、精神病患或有暴力倾向者也能安全寄宿，以及将社区一些空置的设施改为庇护所等。
对于多数租赁组屋申请者的家庭收入少过1500元，黄国和认为这项评估准则急须检讨。他指出，1500元的收入水平是在2003年制定的，而且是针对整个家庭的收入。
工教院毕业后，祖莱嘉升上理工学院，后来考入大学，如今是一名社工，任职于新加坡扶轮社基金会家庭服务中心（Foundation of Rotary Clubs Singapore Family Service Centre）。
到了夜晚，为保护彼此的安全，他们轮流睡觉，醒着的人一边温书一边当“看守员”。身为大姐，祖莱嘉身兼母职，自己有一餐没一餐，但要确保弟妹有东西吃。
建屋局网站资料显示，租赁组屋申请者中，多数的家庭收入为1500元或更少。但建屋局强调，不会单根据收入评估申请，而是全面考虑申请者的家庭人数和个人情况。换句话说，1500元并不是收入顶限。
建屋局回复《联合早报》询问时说，该局全面评估所有租赁组屋申请者，包括他们个人情况、家庭支援、住房预算和选项，不会单凭收入拒绝或接受任何申请。在该局全面评估下，许多收入超过1500元的申请者获分配到租赁单位。
受访学者：庇护所人数应定期公布以反映问题全貌
以创新方案应付不同需求
近几年，由社会及家庭发展部、政府机构和社区团体组成的露宿者伙伴援助网（PEERS Network），携手援助街头流浪者发挥成效，愿意住进庇护所的街友增加，亚力是从街头转移至庇护所的成功案例。
个案1：释囚换工“减薪” 只为申请租赁组屋
另一方面，他指出，对于未满35岁的租赁组屋申请者，若他们没有其他住房选项，希望建屋局酌情考虑。
出狱时，他身上只有两年服刑期间做杂工赚取的300元，买房或租房都不可能。幸好，在监狱协调之下，他出狱后就住进高峰社会服务协会（简称HCSA）的Highpoint中途之家。这也是一个专门收留无家可归释囚的收容所。
“不少释囚从事清洁工，以前收入约800元，如今不少能赚取1400元至1500元。有些释囚想通过单身者联合住房计划申请租赁单位，但室友若也有工作，收入加起来往往超过1500元。他们的申请在第一轮筛选，可能就通不过。”
约13年前，祖莱嘉的父母离婚后变卖组屋，她与三个弟妹在头两年，先后在一名阿姨和一名叔叔的家寄宿。长期寄宿亲戚家，难免引发摩擦，姐妹兄弟四人后来到一座组屋走廊的居民角落露宿，前后长达两年。
延伸阅读
受访学者认为，若要更全面地了解本地无家可归的情况，应定期公布庇护所的寄宿人数。
住进租赁组屋后 花时间抚平创伤
2. 单身者合租计划 社服机构化解纠纷
“在外露宿，我的东西常被偷。在庇护所，我睡得比较安稳。这里也有社工帮忙我。我现在不想回到街头了。”
1. 离婚者若无住所 可求助于建屋局
约翰的母亲目前寄宿在亲戚家。他每周只有一天休息日，除了探望母亲，还赶去接13岁儿子放学，以便与孩子短暂相处，维系亲情。他希望和母亲同住租赁单位，就不必疲于奔波，而儿子周末也能来小住。
例如，建屋发展局网站资料显示，多数租赁组屋申请者的家庭收入少过1500元。Highpoint中途之家个案管理员赵孟君（45岁）希望，当局考虑调整上述参考准则，毕竟低薪员工近年薪金有所增长。
他揣测，收入若少一点，或能提高申请到租赁单位的概率。加上不满意工作条件，他在铁厂打工两个月就辞职，回到收容所寄宿。他转当小贩助手，月入约1500元，上个月再次与母亲提呈申请。
他认为，要较全面预防无家可归，必须从上下游着手。“上游措施应减少无家可归的风险，而下游措施则应着重减少长期和反复寄宿庇护所或露宿街头等情况。”
虽已洗心革面，他始终无法与父亲和好。由于不曾办理组屋除名手续，他无法申请自己的组屋，30年来露宿街头。
有了安顿之处，他的思路也较清晰，开始规划未来。他辞去清洁工，转当庇护所员工，如今考虑在公开市场租房。
父母和亲戚纠结于各自的问题，自顾不暇，没有人寻求援助或为他们安排适当住处，年幼的他们也不知如何求助。
陈锦权认为，要应对无家可归问题，一大重点是通过创新的住房安排和援助方案，来应付街头露宿者的不同需求。
“我希望当局能批准我的申请，让我有一个安定的住处，重新开始。”
“申请租赁组屋不成功者，提呈申请时一般有其他住房选项，包括有能力购买组屋、有家人能为他们提供住宿或帮他们在公开市场租房。有些是现有屋主、房客或注册住户，但因家庭纠纷等因素没有在现有住房居住。尽管如此，对于有需要者，包括未满35岁申请者，建屋局仍会酌情考虑。”
回想露宿的日子，当时身心尽管承受压力，祖莱嘉和弟妹只专注应对眼前的挑战，无暇处理内心的情绪。“没有人有时间难过或生气。倒是脱离露宿的生活后，我们各自都需要时间抚平内心创痛。”
社会及家庭发展部上个月发布的《2022年街头露宿者统计报告》显示，去年有530人露宿街头，对比2019年另一项调查统计的921人，减少超过42％。
陈锦权早前回复《联合早报》询问时说，一旦能够较好地掌握街友的分布后，接下来可结合庇护所人数，不仅可较全面了解无家可归问题，也可更全方位地规划措施，预防弱势者陷入无家可归窘境。
“2003年至2022年，物价上涨超过40％……这意味着，租赁组屋的申请条件显著收紧，让不少弱势者更难通过申请。这或许是无家可归的一个构成因素，尤其在目前生活费飙升的时候。”
建屋局一年多前在单身者联合住房计划下，试行由社会服务机构管理的新模式，以更有效处理和减少室友之间的纠纷。
离婚夫妇若有需求，会转介到建屋局接受辅导，探讨离婚后住房安排。
上述趋势令人鼓舞，但援助街友的团体受访时指出，无家可归的因素十分复杂，露宿街头是一种表现形式，单凭一个晚上的统计无法全面反映本地无家可归的情况。
个案2：过来人当社工 助人摆脱露宿命运
53岁亚力（化名）与父亲联名拥有一间组屋，但他年轻时酗酒好赌，被父亲赶出家门。
因习惯了餐风露宿，他之前对庇护所颇为抗拒。随着年纪渐长，身体状况欠佳，他半年前接受天主教福利协会的援助，住进协会的一家庇护所。
露宿街头，寄人篱下，都是无家可归的表现形式，背后涉及的问题，错综复杂。在“居者有其屋”的新加坡，无家可归意味着生活颠簸，一颗心无处安放。本期《实况报道》与无家可归者、社工和学者面对面，探讨造成人们难以脱离露宿状况的原因，以及从上游着手，处理这个盘根错杂问题的支援措施。
今年3月，祖莱嘉在一个家庭服务中心实践与研究研讨会上，发表一份她与同事就无家可归者展开的调查。
高峰社会服务协会（简称HCSA）的Highpoint中途之家项目主任林忠发（57岁）说，他们的中途之家也是一个收留无家可归释囚的庇护所。求助者中，有些与家人关系破裂，有家归不得；有些因离婚等因素已卖掉组屋，也没有工作，一切得重头开始。“庇护所一般让他们寄宿半年，让他们站稳脚步，并协助他们申请工作和住房。”
建屋局预计年底为单身者推出单房共享设施租赁试点计划。
对于无家人支持和房屋选项的低收入者，建屋局会协助他们申请租赁单位。急需租赁组屋的人，会被转介到社会及家庭发展部资助的庇护所暂住。
建屋局：租赁组屋申请 是全面评估非单项筛选
去年5月，还在监狱服刑的约翰（化名，47岁）与前妻完成离婚手续并卖掉组屋。四个月后他出狱，陷入无家可归的困境。他与母亲联合申请租赁组屋碰壁，目前在等待第二次申请通过。
至于为何一些人很难脱离无家可归，受访庇护所工作人员说，个人与家庭问题往往是一大阻碍。
建屋局预计年底为单身者推出单房共享设施租赁试点计划。
社会及家庭发展部上个月发布的《2022年街头露宿者统计报告》，是在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于2019年和2021年展开的全国街友统计基础上，进一步展开的调查。社会及家庭发展部未来准备定期进行街友人数统计。
当清洁工的父亲收入微薄，但还是会给些许生活费。祖莱嘉与弟妹学业优秀，他们把各自领到的奖助学金凑在一起，用来买食物和到洗衣店洗衣。他们都是到附近巴刹的厕所冲凉。
祖莱嘉当时修读工艺教育学院。一名讲师发现她下课后总是待在学校温书至夜晚，询问之下才惊觉她的处境，于是建议和引导他们申请租赁组屋。祖莱嘉与父亲和弟妹终于在2014年申请到租赁单位。
另一方面，一些无家可归者不符合某些政策条件，在申请组屋时频碰壁。
街友数据虽呈锐减之势 组织：实际问题很复杂
他之后在一家铁厂打工，每月收入2200元，雇主让寄宿在公司。他急切想申请租赁单位，今年初与兼职当清洁工的65岁母亲联合向建屋发展局提呈申请却不通过。他不确定其中原因，但怀疑是两人的联合收入超出顶限。
试行地点位于宏茂桥8道的原安德逊实龙岗初级学院学生宿舍。租户可自住一房，厕所、厨房和洗衣间等设施与其他租户共享。社服机构将被委任管理项目，为租户处理租赁事宜和提供社会服务。
政府加强措施 要让人人居有定所
Highpoint中途之家目前收留40人，寄宿率现为80％。林忠发强调，中途之家为无家可归的释囚提供情绪支援和生活技能培训，服务一个较特殊的群体，希望有关当局能继续资助他们的项目。
约翰入狱前欠下不少卡债，八成售屋所得归妻儿，其余得用来还债。他仅有的存款都在公积金户头。
社会及家庭发展部在《2022年街头露宿者统计报告》中强调，除了为街友提供住房、经济和就业等全面支援，政府也将加强相关措施，从上游介入支援有需要者，避免他们无家可归。
非盈利组织Homeless Hearts of Singapore义工团队组长林诗铭（28岁）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说，有些人没有稳定住处，但表现方式较为隐匿。他们可能会在街头，以及庇护所、旅舍或工作场所之间转移；有的人寄宿亲友住家或租房，但可能因家暴或经济问题，面对被驱逐的风险。
曾寄人篱下，也曾露宿组屋底层，祖莱嘉（Zulayqha Zulkifli，29岁）在四年里体验过不同形式的无家可归。如今她是一名社工，探讨如何帮助和避免弱势者陷入无家可归或露宿街头的命运。
3. 单身者单房计划 预计今年底试行
他举例，建屋局近期宣布将为单身者推出单房共享设施租赁试点计划，对象就是那些希望单独居住在租赁组屋的单身者。若成效良好，这项计划是现有租赁组屋模式的一项创新。
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新加坡政策研究所（IPS）研究员陈锦权博士，是另一名研究无家可归和露宿街头课题的学者。他受社会及家庭发展部委任，担任《2022年街头露宿者统计报告》的学术顾问。
领导2019年和2021年全国街友统计的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资深研究员黄国和博士认为，无家可归人口中，庇护所住户可占显著比率，在2021年就占21％。“庇护所数据应定期公布，并将之作为策划相关服务以及决策过程的参考。”
试点计划下，单身者找不到室友合租，也能单独申请租赁组屋。社服机构会为有需要的租户配对室友，并会定期跟进，若租户出现纠纷会介入调解。
黄国和建议当局通过增加租赁组屋供应、按通货膨胀率更新对申请者收入的评估方式，以及取消单身者联合租房等措施，更好地帮助弱势和处于社会边缘者。
